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科学的行动指南，对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长期以来，中国边疆研究学人凭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在以自身所学回应时代所需的同时，不断将中国边疆研究推向新高度。从事中国边疆研究的学者应该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根本遵循，一方面从习近平文化思想中获得阐释中国边疆历史、构建中国边疆理论体系的思想源泉；另一方面以学术关怀现实，发挥中国边疆研究的“镜鉴”作用，为新时代党的建设和国家边疆治理提供坚实的文化依托、注入强大的文化力量。

　　第一，借助“第二个结合”阐明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的制度设计。

　　“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论断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一论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以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尤应指出，“第二个结合”对于我们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边疆治理制度设计有着重要指导意义。我们应从历代边疆治理传统中寻找新时代党的边疆治理的源头活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丰厚的历史文化滋养，同时要充分运用历代边疆治理传统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党的自我革命理论和制度创新。

　　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创设为例，早在1947年，中国共产党就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民族工作规律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建立了第一个省级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内蒙古自治区，随后，通过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周恩来同志强调指出：“在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中，我们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为了经过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的发展、共同的繁荣。中国的民族宜合不宜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意旨始终指向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致力于维护党中央的政令统一。这种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不仅显著区别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联邦制国家，也与苏联民族加盟共和国式的邦联制截然不同，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首要标志。总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仅是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我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民族大一统传统深度结合的结果。从历史经验层面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中国历代大一统边疆治理传统中“因俗而治”的羁縻治理模式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体现了国家边疆治理传统的继承性与创新性。

　　第二，通过中国疆域史研究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中国疆域的发展、演变历程，就是一部各区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在政治理念层面，“华夷共祖”思想的创出和传承，为大一统中国疆域的构建发挥了黏合剂作用。在经济因素方面，古代中国各区域社会之间的经贸往来推动形成了一个难以分割的“经济共同体”，这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在文化共同体建设层面，历史时期我国境内各民族在长期生活中的文化交融史不绝书，文化元素的借鉴和融合俯拾皆是，中华民族文化共同性不断增强。在社会共同体建设方面，历史上我国境内不同民族之间在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宗教信仰等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现象较为普遍，因交往交流而发生的交融汇聚的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大体而言，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国家和民族经历了不断的整合与发展——其间政权既有统一也有并立，区域、民族的发展既有交融也有竞争，疆域既有拓展也有收缩。但整体而言，形塑华夷共祖、追求国家大一统始终是历史主流，从而持续推动各区域各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交融汇聚，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中国疆域和统一多民族国家。

　　从“五方之民共天下”到“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从“华夷之辨”到“夷夏一家”，历史上中国各民族在交往中加深了解，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在交融中和谐共赢，形成了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国历史疆域也在此过程中得以奠定。中国疆域的形成、发展与演变之迹，反映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如果说“九州共贯”“华夷一体”的中国大一统疆域传承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和连续性特征，那么中国疆域内聚性发展和华夷共同缔造中国疆域的历史则分别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和包容性，“华夷共祖”叙事的构造和对华夏边缘人群及其文化的吸纳更是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特征。

　　第三，发挥边疆省区在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有理由期待边疆省区在“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枢纽性作用，为当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必不可少的文化涵养。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当前中国国内社会各界人士对边疆地区的重要价值给予了高度关注。一些学者通过对我国边疆的实地考察研究以及“在地化”的思考，重新发现了边疆的重要历史地位：边疆并非天然处于国家的尾闾，在特定时期，因国家战略的实施和地缘政治的变化，边疆地区在地理上亦可成为“区域性中心地带”；缘于它处在连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核心枢纽地位，因此，边疆地区不仅可以作为一个区域经济中心而存在，更因其独有的跨境文化遗存，通过与周边国家加强各层次的文化对话与合作，得以彰显边疆文化“内联外通”的作用。

　　历史时期的中华文明经由边疆与其他文明保持着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学习、吸收、借鉴，共同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作为文化遗存蓄水池的中国边疆地区，必将在未来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经济、外交上的进一步合作中提供丰富的历史文化经验，这是我国政府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不可忽略的重要基础资源和软实力。我们可以期待边疆对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的塑造力，这些跨界文化的内容和特质能够成为中国和周边国家间文化交流与经济政治合作的桥梁。文化的互通、经济的互信等多重纽带对于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间的文化理解与心理认同非常重要，必将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经济贸易领域的合作积淀互信互利的文化内涵，从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本文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兰台青年学者说”系列笔谈之四）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兰台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