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需要交流。经典叙事学从文本的结构中心原则出发，叙事交流也着眼于文本内部。后经典叙事学打破了经典叙事学的结构中心原则，叙事交流不再局限于文本。近10来年，叙事学的跨学科研究日渐凸显，跨学科叙事让叙事交流着眼于学科间的叙事机制共享以及叙事交流的社会效应。叙事学由文本中心的经典叙事学发展到如今的跨学科叙事学，叙事交流也由文本的内部交流走向学科间的开放交流，实现了蜕变。

　　经典叙事学的文本内交流

　　经典叙事学时期，查特曼提出一个“叙事—交流情景”示意图：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受述者）─→隐含读者…→真实读者（西蒙·查特曼著、徐强译《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由于受经典叙事学文本中心主义的影响，查特曼关注的是两个“…→”之间的交流，即文本内部的交流，包括叙述者和受述者的交流、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的交流。

　　前者为叙述层面的交流，主要是故事中人物和人物之间的交流，也包括故事叙述者对听故事的人（受述者）的潜在交流（如“各位看官”不是故事中的人物，但他们是叙述者心目中潜在的受述者）。后者为文本层面的交流，主要是隐含作者希望隐含读者能够理解自己叙述这个故事的用意。隐含作者是布斯提出的概念，指真实作者写作时的“第二自我”（《小说修辞学》），即叙事文本中所体现出来的作者形象。隐含读者是和隐含作者对应的概念，指隐含作者心目中有一个希望能理解自己的读者，这个读者是“从整个文本中推演出来的”（杰拉德·普林斯著，乔国强、李孝弟译《叙述学词典（修订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就叙述交流看，它主要关注故事本身。人物和人物之间的交流，本身就是故事内容的一部分。对整个故事来说，人物之间的交流往往是一种局部交流，他们之所以能交流，主要是因为这个人物给那个人物提供了某种信息（故事），而那个人物又可能在给这个人物反馈时提供了某种新的信息（故事）。

　　就文本交流看，它不仅要关注故事，还要关注叙述。叙事文本可从故事和叙述两个维度审视，文本叙述不仅要关注人物之间的交流，还要关注这些交流是通过何种形式完成的。同时，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之间的交流，是对故事的总体交流。交流时，隐含作者需要用自己觉得合适的方式去讲故事，这些方式包括视角的选择、结构的安排、时间的设计、空间的布局，等等。隐含读者之所以能和隐含作者交流，正是在理解这些叙事方式的基础上理解故事，进而认同隐含作者。

　　叙述交流和文本交流两相对照，涉及叙述可靠性问题。所谓叙述可靠性，是说叙述者的叙述和隐含作者的意图是否一致，二者一致，叙述可靠；二者不一致，叙述不可靠。二者是否一致，需要通过交流才能知晓。鲁迅《伤逝》的叙述者是涓生，当他说出自己和子君分手的原因，是为了让子君毫无挂念地去做事，作为受述者的子君，是难以接受的；作为“伤逝”这个故事倾听者的受述者，涓生是希望他能理解自己的。通过这个故事，隐含读者很容易知晓隐含作者的看法，即涓生是在为自己的过错找借口，他的叙述并不可靠。

　　修辞性叙事学的修辞交流

　　后经典叙事学时期，詹姆斯·费伦将叙事界定为“某人在某个场合出于某种目的对某人讲一个故事”（《作为修辞的叙事》）。这显然是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意义上对叙事的重新界定。就叙事文本看，“某个场合”只能是文本，第一个“某人”可以是真实作者、隐含作者或叙述者，第二个“某人”可以是真实读者、隐含读者或受述者。前后两个“某人”之间分别形成真实作者和真实读者、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叙述者和受述者之间的交流。乍一看，这似乎和查特曼的“叙事—交流情景”示意图差不多，但费伦对“某种目的”的强调，让他的界定和查特曼的示意图有了质的不同。主要表现为两点。

　　其一，费伦的界定是将叙事作为修辞，叙事交流也就成为一种修辞交流。亚里士多德说：“修辞术的定义可以这样下：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修辞学》）这突出了修辞的目的在于“说服”别人，之所以能“说服”别人，就在于修辞者和别人通过修辞进行交流。从修辞的本意看，费伦对叙事的界定似乎更适合于现场的口头叙述而不是文本叙事。但费伦认为它对文本叙事同样有效。他将叙事文本视为修辞的产物，强化了叙事文本具有“说服”的目的。对目的性的关注，让叙事文本不可能像经典叙事学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独立自足的整体，它只是一个交流的中介。叙事交流关注的重心也不可能是查特曼重视的局限于文本的内部交流，而只能是查特曼不太关注的文本外的交流，即真实作者和真实读者之间的交流。这样一来，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叙述者和受述者之间的交流最终都服务于真实作者和真实读者之间的交流。

　　其二，对叙述可靠性的理解，不再像经典叙事学那样，以叙述者是否和隐含作者一致为标准，判断叙述是可靠还是不可靠，而是出现两方面的变化。首先，从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交流的角度来理解叙述可靠性。交流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叙述可靠性因而也可以是变化的。费伦由此认为，叙述可靠性有一个从很不可靠到非常可靠的“谱段”，依次为：错误（不充分）报道、错误（不充分）评价、错误（不充分）阐释、受限制的叙述、交汇叙述、面具叙述（詹姆斯·费伦著、王浩编译《可靠、不可靠与不充分叙述》，《思想战线》2016年第2期）。其次，结合真实作者来理解叙述可靠性。着眼于文本内交流，叙述可靠性可以通过叙述者是否和隐含作者一致来衡量，着眼于文本外交流，即使叙述者和隐含作者一致，真实作者和真实读者也可以对叙述可靠性产生影响。比如说，《前七国孙庞演义》中的孙膑，在知晓庞涓谋害自己后判若两人，此前被庞涓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不知，此后则洞悉庞涓的一切意图，这种明显的矛盾在小说中并不违和，因为叙述者和隐含作者是一致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真实作者想要借此表现孙膑和庞涓的道德品质。再比如，写唐人的小说中出现宋时才有的官职，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一致，但真实读者知道这种叙述是不可靠的。

　　跨学科叙事的“共导”交流

　　随着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跨学科叙事逐渐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作为后经典叙事学的一个分支，跨学科叙事和其他的后经典叙事学分支不一样，它不是将叙事学和某种研究方法（如修辞学、认知诗学）结合起来，而是综合运用这些方法，将其运用到不同学科之中。叙事交流也需要在不同学科之间展开，但由于不同学科在术语、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单纯从某一学科入手，交流很难尽如人意。为此，需要学科之间求同存异，从相互都能理解和接纳处入手展开叙事交流。

　　布斯在谈及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时，曾提出“求同修辞”的说法。所谓“求同修辞”，是一种“探索的修辞……能帮我们揭开言语争端的外壳，寻找内在的共同价值……在批判性的交流中发现并修正我们的目标、目的及价值”（《修辞的复兴》）。要让“求同修辞”发挥作用，在进行修辞交流时就需要“共导”。“共导”是不同学科在反复交流过程中摒除学科陈见的一种“共同推理”，“共导”是跨学科交流的特色所在，此时各方“不仅倾听故事，还倾听朋友对故事的反应，并且在听的同时不断交换他们的思想”（《修辞的复兴》）。“共导”交流既不局限于文本内交流，也超越文本外真实作者和真实读者的交流，不同学科的主体就某一共同话题展开交流，主体间互为真实作者和真实读者，并且在“共导”交流之后，这一话题往往会出现一个交流前未曾出现的新的看法。

　　和文本内交流以及修辞交流关注叙述可靠性和叙事目的不同，“共导”交流最主要的是体现了一种平等交流的姿态，这涉及叙事交流的伦理问题。“共导”各方从各自的诉求出发开始交流，经过反复的批判性对话，调整各自的立场，消除各自的偏见，“共导”从伦理冲突起，到伦理共生止。

　　从经典叙事学的文本内交流，到修辞性叙事学的修辞交流，再到跨学科叙事的“共导”交流，叙事交流发生了蜕变：不再是寻找叙事文本的价值，而是逐渐融入现实生活，体现出自身的伦理价值。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