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如何想问题，或者更学术地说，具有怎样的思维方式，除了能从中西差异的角度做考量，也应该在古今之变的架构中做观察，因为后者尤其涉及一个更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就是今天的我们——作为处身“当代”的中国人——所思所想确乎与几千年前截然不同，但是否想问题的思维方式也与古典时代有质的差异呢？对此，我的观点是不能类比于思想范畴的古今之分，而在更为底层的思维范畴也划出类似界线；因为不乏证据表明，中国心灵在古典时代所偏好的思维方式仍然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隐秘地发挥作用；甚至可以说，古典思维充当了形塑当代中国思想世界的一种隐性架构。因此，“中国思维”所以能被视为一个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恐怕就在于，研究古人如何思考问题根本上是为了理解今天的我们如何思考问题。而这，或许也就是名为“中国哲学”的研究最应具有的现实关切。

　　电子大脑

　　为了更醒目地展示当代中国心灵中古典思维的隐秘运作，我将就科技这一最具当代性的领域来谈，并从脑机交互（Brain-Computer Interface， BCI）这一最具时效性的案例入手。但这里关注的不是BCI在近期取得的工程突破，而是由工程突破引发的有关生命、永生的各种想象。因为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与技术追求通用性的目标不同，想象往往基于特殊语境。典型例子是中文媒体中，BCI常被想象为这样一种结合，不是人脑（Brain）与机器（Computer），而是人脑与另一种隐喻意义的脑。后者即“电脑”，是中文世界对计算机的主流称谓；但在西方，虽有对类脑计算的科学探索，却很少能看到计算机是电子大脑的隐喻，更没有和中文“电脑”在意思上准确对应的称谓。因此或可推测，将脑机交互想象为两种脑的结合，很可能是中文语境中更易出现的想象。并且，这一想象早在BCI项目产生之前就已经出现在中国作家笔下。一本名为《中学生》的杂志在1956年刊登过一篇名为《电脑》的科幻小说，讲的是一位工程师父亲为了让儿子功课好，给小孩头上套了一部“电脑”。这种给人脑加外挂的想象，就其旨在增强人脑能力的愿望来说，当然也是BCI项目预期的方向之一；但后者于当前的发展阶段侧重点不在机器，而是在“脑控”，在于研究人脑指令如何能够被机器接收和执行，并由此实现在临床医疗等领域的应用。但以上故事所见的想象则恰恰相反，重点不是人脑，而是机器，是在想象一种“像是大脑”的外接设备。

　　值得关注的是，这类想象如何出现于中文世界？历史地看，在中国人的古典认知中，脑的地位远不如心；所以，计算机被称为“电脑”而非“电心”，这显然与大脑的作用开始受重视的情况有关；并能让人迅速想到近代中国对西方科学的引介，特别是借由医学、心理学等科学的传入，使脑主认识成为科学常识的情况。问题是，如果这一常识构成了计算机被想象为电子大脑的基础，那为什么“电脑”这一隐喻称谓反倒在西方世界并不流行？此外，虽然脑主认识已然是中国人的常识，但中文语境中仍有许多隐喻意义的脑，如政治上的脑（“首脑”）、饮食中的脑（“豆腐脑”）、作为事物的脑（“樟脑”）、象征数量的脑（“一股脑”），并不关涉脑的认识功能。由此看，科学启蒙似乎不足以解释中国人对“脑”的偏好。那么，如果电子大脑的想象并非凭空出现，就只能从古典中国的思想库存中找原因。事实上，在接触西方科学之前，中国古人已经将认识活动关联于脑，如明清小说中出现的“头脑”“脑筋”等语汇，正是就思维能力而说。只不过，这种能力在古典知识谱系中主要被归诸于心，而脑主认识的观念又的确来自西方，所以人们很容易忽视“电脑”这一隐喻的出现与古典中国思想的关联。或许真要将Computer改称为“电心”，才能让我们对事情看得更为真切。

　　有心的机器

　　“电心”一语虽为生造，其意思却隐含在“微机”这个同样指涉计算机的专业词汇中。因为严格说来，“微机”之“微”不仅指设备体积，更指其实现计算等功能的微晶片，是一种以硅材质为基础的“片”（Chip），中文世界则称之为“芯片”。但硅片能被称为“芯片”，就隐秘地关联于古典中国对心的理解。对此，古代字书有一个代表性的说法是“函蓄于中者，皆谓之心。草木花叶之心是也，别作芯”（《六书故》），这是类比于人体内位置居中的心，将物体内位置居中的东西也视为心，并称为“芯”。这一类比可能让今天的中国人感到诧异，但古人却时常将心从人体扩展到不同领域，也包括事物领域。譬如“同心”一词，既能描述人，也能描述物，所以有“闲将柳带，试结同心”“万丝必同心，千叶必同萼”等诗句。只不过，上引字书是在“函蓄于中”的意义上谈论事物的心，这是沿袭了早期中国“心是谓中”（清华简）的洞见，并构成了现代汉语“中心”一词的渊源。那么，位置上的“中”为何能被视为心的重要特征呢？因为“中”乃是古人眼中实施统治的位置，所以强调心居中位就是强调其对人体的主宰。这同样是来自早期中国的洞见，如“心，中。处身之中以君之”（清华简），正是把心在空间上的中位比喻为政治上的君位。那么对事物来说，“函蓄于中”的成分被视为心（称为“芯”），就是把事物中具有决定作用的成分类比于人身上居中主宰的心。因之再看“芯片”这一称呼，也可知它不仅指某一部件，更指其像人体之心那样，发挥主宰作用的部件。所以中文语境中，计算机除了像“脑”，也具有“心”（“芯”）。

　　当然，今天人们使用“芯片”一词时早就遗忘了心概念的传统理解，但此类古典思想库存恰是以无意识的方式在起作用，就像科学启蒙虽强化了现代中国人对脑的重视，却并未因此削弱古典时代对心的关注所产生的影响，现代汉语中仍有许多“心”“脑”平替的同义语，如“不用脑”与“不用心”、“不长脑”与“不长心”，等等。那么就能说，“电脑”“芯片”等语汇的流行，某种程度上是将“Computer”表示计算设备的本义潜在地置换为中国传统的身体隐喻。因为无论电子大脑还是有心的机器，与中国古人所擅长的“近取诸身”（《周易》），即以身体打比方来说明问题，几乎是相同的思维方式。因此也能认为，在现代科技这一古人完全不可想象的全新领域中，仍有中国古典思维的隐秘运作。

　　外显与内隐

　　不过，以描述身体的方式描述其他事物，这种思维并非中国独有。但就其应用之广泛、影响之持久来说，也堪称中国思维的特色之一。比如，除了以上谈及的“脑”与“心”，还可以附带说一说“头”。早在先秦，头部就被古人理解为引领整个人体的部位，并因此将许多发挥引领作用的东西都比喻为头，如引领政权的头（“元首”）、引领时间的头（“岁首”）、引领谈话的头（“话头”）。此外，因为头部的引领作用同样具有位置表象，是以在人体的顶端象征其引领性；所以最高的引领者，如宗教性的天，就能被描述为高于头顶的东西，如“天，颠也，至高无上”（《说文》），正是以头顶（“颠”）之上象征天的权威。而这些关于头部的古典描述，同样在现代中国的观念世界中发挥作用，如“顶头上司”“带头大哥”“重头开始”等，都是现代中国人得自其古典库存却又日用而不知的修辞。但要附带指出的是，上述“近取诸身”的思维方式仅是中国古人所谓“能近取譬”（《论语》）的策略之一。我也曾详细阐述，这一策略的实质就是古人将其生活中最为熟悉的经验素材泛化为表象和阐述不同领域问题的模型，并且在当代中国人的观念谱系中也时常能看到那些源于古典经验的模型。

　　因此就能认为，虽然今天中国人思考的许多问题都与古人迥然相异，但其如何思考，未必有质的不同。若果真如此，就应该重新审视中国思想在其历史发展中具有的连续性。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对连续性的揭示关涉语词“中国思想”是否指谓了截然不同的东西，并决定了中国人能否对其历史形成的思想做一种整体把握。而所以要“重新审视”，因为在名为“中国哲学史”的叙事框架中，中国思想的连续性已然得到最为系统的刻画。从中可见，思想是连续的，正在于后人能对前人的观点、学说做一种有意识、有选择的继承。在为中国哲学史奠定框架的冯友兰那里，这种“继承”也被称为“抽象底继承”，并强调“抽象”不是逻辑的抽象，而是后人对前人思想中的各类命题做一种选择性继承，即抽取有价值的部分、抛弃没价值的部分。在我看来，这一继承固然必要，但却不够，因为前人明确提出的观点、学说，或所谓“命题”，仅是中国思想的外显元素；此外还有内隐元素，主要是特定的认知习惯与论证策略，能潜在地决定思想的呈现方式。遗憾的是，在中国哲学史的传统书写中，对后者的关注远远不够。因此，把握中国思想的连续性要着眼于两个维度，即除了哲学史叙事呈现的外显元素的连续性，还有内隐元素的连续性。

　　区别在于，外显元素是以有意识、有选择的方式被继承，内隐元素则只能以无意识、非选择的方式被传承，这也是神经科学早就证实的。但甚至就在我提及这门科学时，也已经处于无意识传承的支配中，因为将Neuron称为“神经元”，本身就隐含了古典中国的玄学式想象，只是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展开。因此，还是请读者将注意力转回“电脑”“芯片”等语汇，我想说的是，单就中国人对前沿科技的认知是如何调用其古典思想库存的情况看，就已经能发现，内隐维度的连续性才是贯通古今而令中国思想具有整体性的关键。

　　现实关切

　　是故，比照建构中国哲学史的传统研究，我认为中国哲学的研究，作为面向中国思想的哲学研究，更应关注思想发展的内隐维度。这一维度的研究也可说是思维研究，但略显宽泛，所以我在以往的探索中，更多谈论的是来自古典生活经验的认知习惯与论证策略，并认为这些无意识或非选择传承的思想元素构成了中国思想在其历史发展中保持连续性的底层架构。不过，谈论“思维”这一主题的好处是，可以把对内隐元素的研究简洁概括为研究中国人如何思考问题，或说是刻画中国心灵如何运作。而基于这种理解，就有理由要求名为“中国哲学”的研究应该面向现实，对中国心灵的当下形态有解释力。因为就内隐维度的连续性来说，研究中国古人如何想问题，就是研究今天的我们如何想问题。所以，当中国哲学的研究转向内隐维度时，其固然重视历史，却并非任何形式的历史研究，而是一种现实研究。我相信，这种内隐维度的现实研究定能在当下人文学范式革新的大势中逐渐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一种主流。

　　（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