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以“工业”“工厂”“工人”为书写对象的“三工”文学属于既引人瞩目又相对薄弱的品类。一方面，相较于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的农民和知识分子题材创作，“三工”题材作品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不占优势；另一方面，由于工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工人阶级作为国家领导阶级的地位，又使其天然具有了“时代晴雨表”的属性。进入新世纪以来，“三工”题材文学将思考国家、社会、时代问题的宏大历史叙述与聚焦个体生活经验、心灵隐秘的微观叙事融为一体，呈现出极具丰富性与包容性的文艺景观。“老工业叙事”和“打工文学”的“二水分流”与“殊途同归”，便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种现象。

　　老工业叙事：回望视角与历史纵深

　　“老工业叙事”以书写共和国工业史及工人群体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沉浮与艰苦奋斗为中心，其主力军是一批成名于20世纪的资深作家。在“40后”作家中，20世纪80年代家喻户晓的《乌龙山剿匪记》的作者水运宪2022年出版了书写两代炉工生命奋斗史的长篇小说《戴花》；20世纪90年代被评为“上海十大工人艺术家”之一的管新生不仅与女儿合写了反映工人百年命运的百万字长篇小说《工人》（2012年初版，2021年修订更名为《百年海上》再版），还呼应“非虚构”潮流推出了纪实文学《工人新村：上海的另一种叙事记忆》（2019）。在“50后”作家中，深耕工业题材近半个世纪的肖克凡以“历史记录者”的姿态接连出版了长篇小说《机器》（2006）、《生铁开花》（2011）；五十年如一日“钻探”煤矿题材的刘庆邦也相继推出了《红煤》（2006）和《女工绘》（2020）等矿工小说。在“60后”作家中，被誉为“东北工业题材写作的领军人物”李铁先后创作了长篇工业题材力作《长门芳草》（2007）、《锦绣》（2021）。这些作品既有一线生活体验，又显示了作家们不俗的创作功力，反映了这一时期工业文学创作的水平。

　　《百年海上》《机器》《锦绣》分别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921年、日本投降前的20世纪40年代中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写到当下，因其较长的时间跨度和对两代或三代工人命运的书写取得了历史的纵深感。尤其是《百年海上》，将工人阶级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相结合，在大开大合的宏观叙述中揭示了工人与国家、民族、时代的紧密联系，形成了史诗的规模与气魄，被认为是填补了海派文学工人书写传统的力作。《戴花》《女工绘》以历史横截面的方式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普通工人的奋斗、挣扎与情感、心理。《戴花》重点刻画了老工人莫正强和新技术工人杨哲民争做“劳动模范”的努力与拼搏，揭示了火热年代工人的精神世界；《女工绘》则以工笔描绘了一个自信、聪慧的女工华春堂的爱情，其情感选择虽有那个年代的特殊性，但根本上还是出于一个青春少女的美好愿望，小说的结尾具有“爱与美的毁灭”的悲剧意味。如果说《戴花》唱出的是时代的“主旋律”，那么《女工绘》则奏出了时代的“小夜曲”，二者均以微观的方式留下了特殊年代工人的心灵秘史。

　　打工文学：在场经验与时代体验

　　“打工文学”以书写20世纪90年代至今深圳、东莞等地“世界工厂”中的人物命运与流水线生活为中心。王十月、郑小琼、塞壬等一批在这些地区打工并由个体经验书写走上文坛的“70后”“80后”作家是其中的佼佼者。

　　生于1974年、曾在湖北钢铁企业做过天车女工的塞壬是近年以非虚构形式进入“打工文学”现场的代表作家。与活跃于2010年前后的王十月（1972年生）、郑小琼（1980年生）侧重书写打工生活的困苦与“流水线”劳动的异化不同，塞壬自觉的以“突破以前‘打工文学’作品中单一的‘苦难’描写”为己任（《塞壬：“打工文学”不止有苦难》）。在出版于2023年的《无尘车间》中，她以非虚构形式记录了其在东莞首饰厂、电子厂、玩具厂、鞋厂等的打工经历，并写下了流水线“是一碗干净的饭，而且，理直气壮”的句子。这样的情感立场，与之前郑小琼对于流水线工人劳动的描写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郑小琼的诗中，流水线意味着“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疲倦的影子投影在机台上……挂满了异乡人的失望与忧伤”（《生活》）；而在塞壬的笔下，“流水线劳动”则意味着“明码标价的薪酬，无欺、无诈，精确到每一个工时。永远对你敞开怀抱，你可以吃饱饭也可以睡得安稳，你永远不会走投无路”，因而它“安抚了太多的人”“有卑微的甜蜜和心安的自足”（《无尘车间》）。两者的意义与限度，都需等待时间的检验。

　　王十月对“打工生活”的情感态度则居于郑小琼和塞壬之间。作为“打工文学的标杆式作家”，王十月的作品具有公认的思想深度与文学纯度。他也书写打工生活的现实“苦难”，但又在理想、宽容与爱的精神书写中赋予人物救赎的力量。《国家订单》（2008）中的小老板、李想、张怀恩，《无碑》（2009）中的老乌、黄老板、林小姐、阿霞、阿湘，他们虽有着身份的区别，但都有着人性的闪光点。这些人物最后的命运既有社会原因，同时也是他们无法摆脱固有人性弱点引发的悲剧。通过既正视苦难又挖掘“理解，宽容，与爱的力量”的打工书写，他将对打工者的生活实录式书写提高到生存反思和生命信仰的高度。

　　劳动价值与现实主义美学的重申

　　“老工业叙事”与“打工文学”在书写主体、写作姿态、美学风格上的差异、互补与融通，共同造就了新世纪“三工”文学的基本样貌。两者皆聚焦劳动与人的关系，均在工业生产场景和工人日常生活的书写中寄予了时代、民族、国家、历史等宏大主题；与此相适应，这些作品远离了一度流行的“玄幻穿越”等悬浮美学，呈现出一种坚实的现实主义美学风格。尽管这种现实主义有的是批判现实主义，有的是不动声色的“零度书写”，有的是现实主义立场和理想主义情怀的结合，但现实主义是其基本风骨。

　　将新世纪“三工”书写放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中，不难发现其对现实主义传统和劳动价值的重新审视。首先，在《百年海上》《机器》《锦绣》等小说中，有着革命历史小说的痕迹。武伯平、牟棉花、王金炳、古大河等当代工人和“劳动模范”的成长史带有典型的英雄传奇色彩。《机器》中牟棉花与白小林无疾而终的爱情属于那个年代劳模人物的阶级自觉。正视这一点，反而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其次，在罗日新聚焦百年钢铁企业转型的《钢的城》（2019—2022）中，我们也看到了改革文学的深化与发展。作者虽以三代企业管理者的改革为主线展开叙事，但其价值立场与改革文学有着本质的差异，作者以平等的视角和赞扬的立场写出了普通工人“守望相助”“绝地反击”的刚性精神。这既是作者理想主义的情怀使然，同时也是站在新世纪回望历史的反思与总结。正如杨庆祥指出的，小说“以‘公平叙事’克服‘效率叙事’，以‘劳工神圣’和人本主义为价值指向”（杨庆祥《从效率叙事到公平叙事——由〈钢的城〉兼论改革文学的新变》）。最后，我们在王十月的《国家订单》《无碑》等作品中，看到了作者对资本与劳动二元对立模式的突破，其对打工者困境的揭示恰恰是对劳动者人格尊严和对劳动价值的深度思考，也是新世纪“三工”题材文学较传统工人文学的发展。

　　（作者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