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界关于平台劳动的研究愈加热门。以劳动过程为据点，“控制—反抗”的研究路径不断精细化，学者们引入技术、组织和文化等不同维度，对既有研究反复强化，呈现内卷之势。细究这些研究对象，可以发现它们集中于头部商业平台的有限劳动类型，比如，外卖平台及骑手、家政平台及家政工、出行平台及网约车司机等。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雇佣关系已经出现“不稳定劳工”的大趋势，弹性工作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之一。全职工作之余偶尔接受画图任务的设计师、利用碎片化时间在平台接单的洗碗工、隐匿于平台后台的“幽灵工作者”……平台劳动遍布各个行业，劳动过程迥异、劳工构成丰富、工作认同多样，仅从既有研究脉络出发，难以有效回应新现象新问题。

　　我们在调研中，观察到扩展田野的两个方向：一是在劳动维度上，高技能劳动者加入数字经济，给平台化发展带来新的课题；二是在空间维度上，县域劳动者参与平台社会的方式，与大城市的劳动者大不相同，蕴含着更加丰富的社会底蕴，亟待研究者予以关注。（阅读原文）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2021年公布的数据，中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规模达2亿人左右，其中互联网灵活就业人数近1亿，并持续高速增长。互联网平台推动中国的零工经济进入新阶段，零工数字化平台将成为中国零工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目前，外卖、网约车、快递等零工领域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平台化运作机制；但文化产业的零工数字化平台却很少，且数字化程度较低。零工的平台化发展似乎是大势所趋，但是平台化在助推经济发展的同时，会不会给行业和劳动者发展带来某些问题呢？数字零工是文化产业领域用工的主要方式，但是用工方式相对多元复杂，零工平台化建设是其发展新的探索方向。但这一探索仍有许多不确定性，既是进步，也可能潜藏隐患。（阅读原文）

　　平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既有研究分别从政策法规的角度进行制度评估、从企业经营的角度进行模式考察、从劳动关系的角度进行现实批判，然而对平台演化的实际状况，平台所涉及主体的动机、行为或困境，以及促进或制约平台发展的实际因素等，尚缺乏深入细节的认识和理解，也不足以对我国平台经济的发展经验和局部困境做出有效解释。有限的调研经历提醒我们，针对平台经济的形态和问题，在理解政策、读懂市场、重视和梳理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展具有社会学视角的调查研究是很有必要的。（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