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界关于平台劳动的研究愈加热门。以劳动过程为据点，“控制—反抗”的研究路径不断精细化，学者们引入技术、组织和文化等不同维度，对既有研究反复强化，呈现内卷之势。细究这些研究对象，可以发现它们集中于头部商业平台的有限劳动类型，比如，外卖平台及骑手、家政平台及家政工、出行平台及网约车司机等。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雇佣关系已经出现“不稳定劳工”的大趋势，弹性工作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之一。全职工作之余偶尔接受画图任务的设计师、利用碎片化时间在平台接单的洗碗工、隐匿于平台后台的“幽灵工作者”……平台劳动遍布各个行业，劳动过程迥异、劳工构成丰富、工作认同多样，仅从既有研究脉络出发，难以有效回应新现象新问题。

　　我们在调研中，观察到扩展田野的两个方向：一是在劳动维度上，高技能劳动者加入数字经济，给平台化发展带来新的课题；二是在空间维度上，县域劳动者参与平台社会的方式，与大城市的劳动者大不相同，蕴含着更加丰富的社会底蕴，亟待研究者予以关注。

　　复杂劳动提出新问题

　　不同于一次送餐、一次打扫等相对简单的劳动形式，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高技能劳动者加入数字经济，他们需要完成一个画图方案、一段代码编写、一篇推广文稿等更为复杂的任务。据统计，我国目前的技能劳动者已超过2亿人，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高技能人才从事的劳动相对复杂，更加需要创新与创意，是文化繁荣的重要保障，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组成部分。从劳动分类的角度看，可以粗略地将之称为“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加以区分。复杂劳动的平台化运作具有不同的特点，是学术讨论的生长点。

　　一方面，复杂劳动者与平台的关系有所不同。在设计师行业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大多数设计师有较为稳定的合作圈子，他们的创作手法、擅长方向、作品风格甚至脾气性格，在圈子里是“共享知识”，“什么设计找什么人做”内行人心中有数，依靠熟人介绍、团队推介等方式支撑行业人员流通。设计行业有几个垂类平台，已有较为成熟的接单流程，但并没有垄断工作机会，只是成熟设计师工作间隙的偶尔补充，为新入行设计师或者小型团队提供成长机会。

　　对比来看，头部商业平台在大城市打造的就业体系，几乎网罗了所有简单劳动者，骑手等群体完全依靠平台来“下载劳动”，人员快速流动快速补充，没有一处“孤岛”能够自行其是；而在复杂劳动的就业领域中，小圈子里的“共享知识”更为关键，它们难以在短期交易中临时获得，依靠圈子匹配反而更加节省交易成本，平台仅是圈子之外的一个补充，而不是唯一来源。劳动者的特有技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可替代性，这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议价能力和自由空间，平台的“隐性剥削”虽然存在，但更多以“补充赋能”的形式出现，如何合作共赢、探索信任机制，是复杂劳动者与平台关系的新面向。

　　另一方面，复杂劳动的创意保护问题具有独特性。简单劳动者主要从事体力工作，虽然也需要一定的社交能力，用以与客户建立良好关系，但仍然属于“通识技能”的一部分，与复杂劳动者所需要的创新技能有所不同。他们需要投入想法，赋予产品创意色彩，才能完成工作，并获得收益；然而，当创意内容经由平台化运作，则面临标准化、数字化的过程，平台向客户承诺的“内容投放有针对性、数据可沉淀、机器审核、内容复用”等，表明创意内容已经进入资料库，其调取、审核、评价等有一套固有流程，平台方希望“订阅创意内容像订购鲜花一样容易”。而问题在于，当创意内容标准化，其创意独特性如何体现？当从事创意的劳动者产出的作品像机器零部件，人的主体性如何体现？这些问题与“机器换人”等相关讨论接轨。也就是说，引入复杂劳动的创意维度，需要研究者们不仅关注劳动者的生活领域是否被算法占领，还要讨论劳动者的思想是否被“格式化”，从而进入更加广阔的议题，呼应智能时代的核心关切。

　　县域劳动者的相对稳定性

　　据统计，截至2022年底，中国大陆县域人口占总人口的52.5%，县域GDP占GDP总量的38.1%。广大的地域范围和庞大的人口数量，使得县域成为平台企业重要的下沉市场。在观察头部平台下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城市所积累的部分经验并不适用；在有限空间、有限人口、独特“地方性知识”的作用下，县域的平台劳动呈现出不同的社会图景。

　　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县域的平台劳动者是“铁打的兵”。在大城市的平台就业体系中，劳动者的快速流动是重要特征之一，长期招聘新人是各个平台合作商的主要工作。对比而言，以我们所调研的县域为例，该县面积4000余平方公里，人口70余万，中心区内辖5个街道，某头部外卖平台所需要的骑手数量大致在100人左右。平台入驻几年来，合作商频繁更换，但四五十名老骑手却异常稳定，有限的职业选择、习惯的路径依赖、养成的技能基础等多种因素，促使他们“坚守”在这一行业。如果大城市的平台劳动可以用“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来形容，那么，县域的平台劳动者则是“流水的营盘”里“铁打的兵”。这与各类报告的结论相左——平台劳动者的快速流动性是有限定条件的，全国大样本中的基础性特征仍待细化。

　　在有限的人口条件下，县域的平台劳动者对平台技术有独特的理解。在短视频平台上，粉丝较多的博主大多通过MCN机构动态关注平台规则，按照给定策略制定发布计划。在我们的调研中，一位县域时尚博主拥有5万多名粉丝，多次接到MCN机构的邀请消息，但她并无意愿加入，她坚持认为，只要足够勤奋，每天坚持拍摄、剪辑，利用“附近推荐”“好友推荐”等基础性算法设置，就能够持续扩大粉丝量。她说，“我们这里总共能有多少人”，“只要我每天发，全城的人都能看到，不需要加入任何中介机构”。绕过MCN机构，县域平台劳动者依靠对于算法的朴素想象，尝试与平台技术同频发展。

　　在社会关系上，县域的平台劳动者社群性更加明显。大城市的外卖骑手穿梭在商圈、店铺、电梯、驿站等特定区域，“行色匆匆”“擦肩而过”“短暂互动”是其日常状态；而县域商圈少、店铺密集、站点相近，骑手走街串巷时“抬头不见低头见”，除了工作交集外，也是彼此生活中的熟人。他们对于平台的认知可能是“疏离”的，即说不清自己与平台之间的关系，但对一起跑单的同事是熟悉的，其职业认同感来自社群关系。

　　在这样的社会底蕴下，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一系列问题。既有研究所发现的新就业群体之间联结松散、原子化加剧等问题，在县域的平台劳动者群体中并未呈现，他们反而因为平台所打造的灵活就业体系获取了零散的工作机会，并由此增加了社会联结、增进了共同体情感，为社会行动打下了基础。由此，在社会治理方面，大城市所探索的新就业群体党建、驿站、社区服务、线上共同体等方式，如运用得当，在服务县域劳动者上可能会“事半功倍”，进一步地说，按照县域劳动者的工作节奏和生活规律，探索精细化的公共服务，将是新的研究课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平台经济条件下县域青年的灵活就业研究”（23BSH00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