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欺凌是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一方对相对弱小一方故意且重复施加伤害的行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9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全世界每三个学生中就有一个曾遭受过校园欺凌。欺凌已经发展成全球儿童和青少年心智健康的重大威胁之一。因此，很多国家都实施了较大型的反欺凌干预项目以探索解决校园欺凌的有效途径。这些项目大多从旁观者入手，旨在鼓励更多旁观者转化为保护者参与到欺凌干预中。然而，对抗强大的欺凌者可能具有风险性，如何促进安全有效的保护，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保护行为的多样性与异质性

　　20世纪90年代中期，校园欺凌研究逐渐从二元观转向群体过程观，不再仅仅关注欺凌者和受欺凌者，还关注到了以不同行为方式影响欺凌事件发生与维持的旁观者。旁观者有四种类型：保护者、欺凌协助者、煽风点火者和置身事外者。其中，保护者是欺凌旁观者中的少数派，也是唯一的积极角色，指的是那些采用各种方式反对欺负、帮助受欺凌者的儿童青少年。研究表明，保护者的积极干预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成功阻断欺凌，使欺凌事件在10秒内中止，并能缓解受欺凌者的适应困难。而欺凌协助者和煽风点火者虽不是欺凌的发起人，但他们的行为是对欺凌者的明确支持，使欺凌者的欺凌行为得到强化，从而推动了欺凌的继续进行。置身事外者的冷眼旁观代表了对欺凌者的默许和纵容，这也间接促进了欺凌的持续。因此，不少反欺凌的干预项目将鼓励旁观者做出保护行为作为其干预的重点，并被证实在遏制校园欺凌上具有良好效果。

　　传统上，研究者将保护行为视作单一维度的概念。而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发现，在目睹欺凌事件时，青少年会采用不同的策略保护受欺凌同伴。我们的研究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和因子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发现中国青少年主要采用以下五种策略对抗欺凌、保护受欺凌者。一是直接果断型保护，表现为直接要求欺凌者停止欺凌行为，比如大喊“别打了”“别说了”“停”。二是攻击型保护，表现为使用直接攻击或间接攻击的方式对抗欺凌者，比如推搡、踢打欺凌者，让他/她停止欺负行为，或者说欺凌者的坏话，散播关于欺凌者的谣言，来维护被欺凌的同学。三是安慰受欺凌者，指的是向受欺凌者提供实际的帮助和情感支持，比如在课间和被欺凌的同学待在一起，陪着他/她。四是报告权威，即将欺凌事件报告给权威人士，比如警察、值班老师、家长等。五是计谋型保护，表现为采用转移欺凌者注意力等计策停止其欺凌行为，比如在看到欺负事件时，假装大喊“老师来了”，从而吓跑欺凌者。

　　在现实的欺凌情境中，不是所有青少年都会采用相同的方式对抗欺凌事件，一些青少年可能会结合多种策略保护受欺凌同伴，而另一些青少年则可能会偏向于使用某一种策略。我们的另一项研究揭示了保护者群体的异质性，发现了四种类型的保护者，他们不仅在保护行为的参与频率上存在差异，还在保护行为的类型选择上有所不同。其中，非攻击型保护者较少采用攻击型保护策略，更多依赖于其他四种保护策略；攻击型保护者则更多采用攻击型保护策略来对抗欺凌者，但在其他四种保护策略上参与度较低；中等参与保护者在所有策略上都表现出中等的参与度；低参与保护者则在所有策略上都表现出最低的参与度。

　　保护行为的风险与收益

　　尽管保护行为有助于受欺凌者心理健康的恢复，也能够减少欺凌的发生频率，但相关欺凌预防和干预措施在鼓励旁观者做出保护行为时，依旧不能忽视保护行为对于保护者自身的影响。考虑到保护行为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基础上，我们的研究发现，青少年不同保护策略的选择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截然不同的适应风险。

　　非攻击型保护者适应最佳，表现出最低的受欺负和抑郁水平。这些保护者所采用的亲社会、非破坏性的保护策略，比如安慰受欺凌者或将欺凌事件报告老师，可以更加温和地解决同伴冲突，维持群体和谐。这符合中国文化的行为准则，也有助于青少年在同伴群体中赢得喜爱和尊重，并最终对其自身的情绪和社会功能有所裨益。

　　相反，攻击型保护者面临一定的适应风险，更有可能成为同伴欺负的对象。由此看来，使用攻击行为“以暴制暴”可能是一种危险的行为。欺凌者往往在班级中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面对强大的欺凌者，使用攻击型的保护策略，如推搡、踢打、辱骂欺凌者，可能更容易激怒欺凌者，从而导致保护者被报复，成为欺凌者及其同盟的下一个目标，使得欺凌事件进一步恶化。

　　基于保护者的反欺凌干预实践

　　保护行为的复杂性及其潜在风险与收益，为基于保护者的反欺凌干预实践带来了不少挑战。现有干预项目大多鼓励全员参与保护，以芬兰的KiVa项目为例，该项目包含个案治理模式和一般性预防措施。个案治理针对已经发生的校园欺凌成立专门的干预小组，通过与当事人（欺凌者和受欺凌者）交流达到帮助受欺凌者、教育引导欺凌者的目的；一般性预防措施做到了全员覆盖性，建立了全员干预网络，学生、教师、班级、学校、家长在方案中均有涉及。在学生层面，采用线下和线上、家庭和学校相结合的模式，并通过教师讲解、学生讨论、小组任务、角色扮演等方式唤起旁观者对受欺负者的同情心和做出保护行为的责任感，以使更多学生在欺负事件中参与保护和帮助受欺凌者。

　　然而，一味地鼓励旁观者在目睹欺凌事件时做出保护，忽略了某些保护策略（如攻击型保护）给保护者带来的潜在风险，可能会使做出保护行为的青少年遭受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双重危机。一旦青少年在做出保护后面临的风险大于收益，他们可能就不会再出手相助。现有干预措施一方面缺乏对保护行为多样性的评估，因此无法识别具有较高风险的攻击型保护者，另一方面也缺少对旁观者特定保护策略的训练。如何促进青少年适应性保护策略（直接果断型保护、安慰受欺凌者、报告权威和计谋型保护）的参与、减少攻击型保护的参与，需要在未来的干预方案设计中充分考虑。此外，保护行为作为一种行为美德，应当在日常生活中教授给孩子。家长、老师、学校工作者应当认识到哪些保护行为是相对安全的，哪些又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只有认识到保护行为的多样性及其潜在风险，才能促进更安全有效的保护行为、营造和谐的校园氛围。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