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凌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它是一种人际互动中强者故意伤害弱者的攻击行为，通常表现为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众欺寡。欺凌不同于一般性攻击或暴力行为，欺凌者与受欺凌者之间存在力量不均衡性，且后者通常无法保护自己并容易遭受来自前者的重复性伤害。

　　校园欺凌是在群体动态互动过程中发生的人际冲突与伤害事件。同伴在欺凌事件的产生、维持、终止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80%以上的同伴会卷入欺凌事件，包括亲欺凌者（欺凌头目、协助欺凌者、煽风点火者）、受欺凌者、反欺凌者和置身事外者四类。另一方面，仅针对欺凌者和受欺凌者的欺凌防治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出现健康环境悖论的状况，即环境改善后（如受欺凌者人数减少），欺凌事件对剩余受欺凌者的危害作用变大。由此一来，研究者开始转向关注整个同伴群体，尤其是长期处于被忽视状态的大量旁观者及其旁观行为，如只看热闹的围观行为、知晓欺凌事件后的沉默行为等。

　　校园欺凌中的旁观行为

　　学界对旁观行为的界定尚未达成一致，尤其对于旁观行为是否包含保护受欺凌者行为和协助欺凌者行为争议最甚。本文认为，旁观行为是指那些目睹了欺凌发生过程或知晓欺凌事件，却坚持不协助或鼓动欺凌者、不保护受欺凌者的行为。其特征有二：一是目睹或知晓欺凌事件；二是没有任何明显支持欺凌或反对欺凌的作为。中小学校园欺凌通常发生在教室、走廊、操场等学生活动的场所，易于被学生目睹或知晓。然而，已有文献显示，有超过70%的目击者不会表现出亲欺凌或反欺凌的行为，而是一直处于不作为的旁观或沉默状态。

　　旁观行为看似没有任何作为，实则是欺凌者的“沉默帮凶”，并具有多方面的消极影响。一是旁观行为在默许正在进行的欺凌行为，从而加剧欺凌的持续时间和发生频次。二是旁观人数的增加会加重受欺凌者遭受羞辱的公开程度，从而加重其受害程度。三是旁观行为会导致旁观者自身习得欺凌行为或因无法实施反欺凌行为而导致内疚、焦虑等情绪问题。四是旁观行为会在同学之间传递一种冷漠、恃强凌弱的人际互动方式，从而损害校园氛围以及学生的安全感。正因如此，研究者开始聚焦科学认识欺凌事件中的旁观者，并探究如何减少或转变袖手旁观行为。

　　旁观行为的动态变化

　　国内外针对校园欺凌旁观行为动态过程的调查研究为数尚少。同伴作为旁观者一开始目睹欺凌事件时的反应往往都是前去观看，然后会基于某些原因做出行为选择：是持续旁观、停止旁观，还是做出积极的行为转变（即保护行为）或者消极的行为转变（如煽风点火行为），这一系列变化就是旁观行为的动态过程。然而，在欺凌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大部分的旁观者都会选择持续旁观而没有任何作为，以默许的形式推动校园欺凌事件的发展。例如，国外一项调查发现，88%的欺凌事件中都有旁观者在现场，然而只有19%的旁观者会选择帮助受欺凌者，做出保护行为。那么，确定旁观行为是否包含上述几个子过程，并据此探究影响旁观行为动态过程的因素将是阻止欺凌事件发生发展的关键。

　　有效的干预措施需要调查并研究清楚学生围观校园欺凌的作用机制。看似简单的围观行为，实际上会涉及学生群体互动的整个社会化过程，并会受到来自同伴、家庭、学校以及个体自身因素的共同影响。一是从整个群体视角而言，旁观者究竟在群体互动中扮演什么角色，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中旁观者存在与否对于校园欺凌事件的促发或抑制机制是什么？在这一点的认识上，即便在国际上也仍然未有探究。二是从静态因素影响旁观行为转变的视角而言，个体的内—外群体身份、社会性特征（道德水平、能力水平、社交性水平）会如何影响旁观者选择袖手旁观还是出手相助。在内群体偏爱机制（即个体会偏爱内群体成员）框架下，旁观者在面对内群体成员遭受欺凌、欺凌他人时分别会如何应对，是简单地出手相助受欺凌者、偏袒欺凌者吗？三是从动态因素影响旁观行为转变的视角而言，欺凌情境中的求助因素（求助者性别、求助意愿、求助情境紧急性、出手相助的成本）又会如何影响旁观行为的动态变化？基于以上三个方面机制的探究，最终要落脚于针对哪个方面的干预能够更加有效和持久地将旁观者从袖手旁观转变为出手相助。

　　袖手旁观转化为出手相助的循证证据

　　已有基于疾病防治理念的欺凌干预措施，未能有效减少欺凌事件，也没有实现对旁观行为的积极转变。近年来，积极心理学视角的实证研究发现，个体能否及时发现和利用自身的积极心理品质或心理资源（如希望、同情、宽恕），是旁观行为产生、维持、转变的重要影响因素。例如，低同情水平个体容易将自身的注意力从受欺凌者的痛苦线索转移至对欺凌行为的合理解释上，导致亲社会动机降低、袖手旁观行为增多。高希望和高宽恕水平的个体更愿意主动谅解他人、自我悦纳、对他人未来即将做出的行为保持积极认知和期望，从而促使袖手旁观转变为主动伸出援手。

　　项目组选取了207名10—70岁受访者进行开放性和半结构访谈，考察欺凌旁观行为及其动态过程的原因与影响因素；选取2304名被试，基于问卷调查、行为实验，通过四大类共计18项研究，探究欺凌旁观行为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开发完成针对六种积极心理品质（同情、希望、宽恕、共情、感恩、道德责任感）的校本课程；选取782名被试开展实验组、对照组前后测设计的教育实验，分别检验不同积极心理品质在校园欺凌防治实践中的实际效果。系列研究结果显示，旁观行为在校园欺凌事件中的确普遍存在，并通常包含启动、维持、终止、积极转变和消极转变五种状态；旁观行为的动态过程同时受到个体自身因素、同伴因素、家庭因素和学校因素的共同和交互影响，并呈现出中国文化背景中的独特性个体与同伴作用机制，如社会期望激活效应、内群体偏爱或偏袒效应等；项目组围绕同情、希望、宽恕、共情、感恩、道德责任感的校本课程深受中小学学生和心理教师的欢迎和认可；循证干预结果表明，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不仅能够显著提升学生六种不同的积极心理品质，而且有助于优化同伴反欺凌土壤，降低校园欺凌发生率和受欺凌者学校适应状况。

　　校园欺凌防治工作任重道远，彻底消除所有校园欺凌不可能一蹴而就。从群体动态互动视角来审视校园欺凌，不仅有助于揭示长期被忽视的旁观者的重要作用，而且有助于发挥旁观者潜在的积极作用。更为引人深思的是，如果所有的旁观者都不再袖手旁观，那么受欺凌者还会成为力量弱小的一方吗？还会有人去通过欺凌来达成自身目标吗？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