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校园欺凌事件时有发生，并逐渐向低龄化、暴力化、隐蔽化方向发展。多地教育部门官微密集发声，呼吁防止欺凌事件，制止校园欺凌，严惩肇事者，已汇集成一股强大的民意。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不断探索治理方案，但在实际工作中仍存在“预防难、发现难、认定难、处置难”的问题。如何寻“解题之策”、行“突围之举”，坚决遏制校园欺凌事件频发的态势，是当前急需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予以解决的问题。

　　校园欺凌行为带来持续消极影响

　　校园欺凌具有行为意图上的不友善性、力量上的不平衡性以及时间上的持续性和反复性，会对受欺凌者的身心造成伤害，严重影响其健康成长。据调查显示，世界范围内大约有35%的中小学生会卷入欺凌事件，成为欺凌者或受欺凌者。在我国，每年因校园欺凌行为而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有将近4000人。校园欺凌事件无论对欺凌者、被欺凌者抑或旁观者，都有持久的消极影响。英国学者的一项研究表明，曾经在青少年时期实施过欺凌行为的人，即使到了30岁，也仍有近20%的人可能会对他人实施暴力性欺凌行为，且超过60%的人具有显著的侵略性，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更易暴躁、发怒，且具有显著的暴力倾向。对于受欺凌者而言，有研究指出，遭受过校园欺凌的学生有着比同龄人更低的学业成就、更少的人际交流、更高的患病风险，以及更高的抑郁和自杀意念，更有甚者，因曾遭受校园欺凌而在成年之后心怀怨恨，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校园欺凌事件除了对欺凌者和被欺凌者的成长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外，也会给那些欺凌事件的旁观者（仅仅是目睹欺凌事件者）带来诸多消极影响。例如，心理上的不安全感、愤怒和抑郁情绪，甚至还会诱使旁观者模仿欺凌行为。因此，探究校园欺凌事件的生成机制，寻找问题解决之策刻不容缓。

　　校园欺凌行为的生成机制

　　一是涉事青少年的道德冷漠与道德情感缺位。在校园欺凌事件中，被欺凌者受到的伤害往往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欺凌行为造成的直接身体和精神伤害，另一方面是旁观者的道德冷漠所带来的间接身体和精神伤害。有研究者认为，欺凌是一个有道德价值判断的现象，在由欺凌者、被欺凌者和旁观者组成的欺凌行为链条中，欺凌者对他人产生恶意和伤害是道德情感缺位的主要表现。他们往往缺少共情能力和同理心，心理上很少产生道德上的内疚感。旁观者大多充当的是起哄者和冷眼旁观者的角色，他们明明知道被欺凌者有道德急需，却基于自身的考虑，通过道德推卸的方式无视被欺凌者的这种需要，间接制造出被欺凌者的无助困境，助长了欺凌者的气焰。无论是欺凌者还是旁观者，他们在心理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欺凌者在面对弱小个体时，通过施加肢体和言语暴力来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感和愉悦感；旁观者对正在发生的欺凌行为无论是起哄还是冷漠，都只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和“相安无事”。这些青少年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对欺凌行为的道德冷漠和道德情感缺位，受到其成长的宏观社会环境和微观家庭环境影响。

　　二是涉事青少年成长环境异化与社会适应不良。校园欺凌事件发生的大环境或者滋生的土壤具有相似的特点。有研究者指出，校园欺凌发生要具备三个条件：要有一个充满“暴力因子”的个体，要有促成选择暴力解决问题的其他因素，要存在一个允许选择暴力的场所。诚然，某些青少年在心理上的异化和扭曲可能诱发欺凌者为满足心理欲求而对他人进行欺凌，但如果缺少一个适合欺凌行为发生的环境，欺凌行为发生的概率会不会减少？这里要谈及两个环境异化。首先是青少年成长的社会环境异化。不良的社会环境与缺乏积极正向的社会教育会抹杀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正向效果，对学生的成长造成不利影响，尤其是互联网环境充斥着无法准确识别的错误信息、无效信息，甚至是有害信息，极有可能导致青少年的三观扭曲、行为失德、蔑视规则、价值观沦丧等。其次是青少年家庭教育的异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疲于工作无暇陪伴孩子，农村人口迫于生计外出务工远离孩子，导致原生家庭结构遭到破坏，隔代抚育已经成为社会常态，家庭教育中父母长期缺位使得青少年成长中缺少情感寄托和安全依恋，极易在欺凌行为中成为欺凌者或被欺凌者。

　　加强校园欺凌社会情感治理

　　2016年和2017年，教育部等部门先后印发《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和《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多次校园欺凌专项治理行动。无论是专项行动的密度、广度，还是牵涉的中央各部门的数量，无不彰显了我国政府对校园欺凌进行治理的决心。然而，当前我国针对校园欺凌事件的应对多是欺凌事件发生后的事后处置，主要集中在校园欺凌的事后处置技术和方法上，而对诱发青少年校园欺凌行为的情感治理关注不足。从社会情感治理视角开展青少年积极情感教育，能够在青少年心中种下“拒绝校园欺凌”的种子，有助于从源头上杜绝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

　　一是推动社会情感教育回归校园。有学者指出，在学校和课堂中营造合作、同情、仁爱的氛围是解决学生欺凌问题的根本之道。校园欺凌的有效治理，需要在学生关系最密切的学校和家庭中培育校园欺凌社会治理的情感共同体，增强学生的情感归属。社会心理学研究也认为，积极的社会氛围有助于个体形成亲社会行为，而消极的社会氛围则会使个体产生更多的反社会行为。校园欺凌的根源可能是学校存在排他性的社会氛围。有研究者指出，校园欺凌是在一定社会情境下发生的，其与校园欺凌的特定情境相关，通过攻击弱者、身份认同和旁观者在场等方式将冲突性紧张转变为不对称情感能量是校园欺凌的生成机制。那么，应对校园欺凌需要采取的根本措施，就是让学校变成一个对所有学生而言更加愉悦、更具激励作用、更富有同情心、更人性的场所。此外，还要在学校教育中关注学生的情绪、情感状态，特别是培养学生的同情心、移情等积极情感。

　　二是注重青少年人际交往积极情感体验培养。社会交换理论指出，在社会交往中，一方的活动总是影响着另一方的活动，当双方的交往能给各自带来好处时，交往就为双方带来了共同利益，而当双方的交往只给一方带来利益时，交往就会产生矛盾。当人们在社会交换过程中感受到积极或消极情感时，便会试图理解这种积极或消极情感的原因，并以此来化解矛盾，此时就会因归因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情感体验。已有研究表明，人们对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师生关系的情感体验会产生对交换获益的不同判断，进而影响个体的行为。消极的人际交往体验是校园欺凌事件产生的重要诱发因素，在校园环境中，青少年社会交往中体验到的消极同伴关系和较低的友谊质量，均会提高校园欺凌发生的概率。因此，在校园欺凌的社会情感治理中应加强青少年在人际交往互动中的情感体验，以便在社会交换过程中唤醒积极情感。比如，可以通过建设情感性班集体来增强同伴之间的共情与移情能力，增加青少年社会交往中的积极社会互动。

　　（作者系内蒙古民族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内蒙古自治区学生欺凌防治研究中心副主任；内蒙古民族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内蒙古自治区学生欺凌防治研究中心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