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19日，德国著名古埃及学家、宗教学家、文化学者，海德堡科学院院士扬·阿斯曼（Jan Assmann）在德国去世，享年85岁。他作为文化学者最重要的贡献是在20世纪90年代，与他的妻子、英美文学学者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一道提出了文化记忆理论，将记忆研究从心理学、神经学和社会学领域拓展到文化学，为理解不同文明成长的内部机制和兴衰根源提供了全新研究视角。因其跨学科、跨文化特性，该理论被应用于文学、历史学、民俗学、心理学等领域。中国学者在时代大变局的背景之下，可以借鉴文化记忆理论，结合各自学科背景，对文化传承和民族文化身份塑造等时代之问，做出有价值的探索。

文化记忆理论谱系演变

　　人类有着悠久的关注和探索记忆的历史。如古希腊的“记忆术”和中国的易经八卦，即是古代人类对记忆规律的探寻和应用。西方近代的记忆研究可追溯至弗洛伊德、柏格森等人，但他们只对记忆现象进行了神经功能和个体心理研究。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20世纪30年代首次提出“集体记忆”（mémoire collective）的概念，认为“记忆具有社会性”，人是在社会中获得记忆的，记忆只能在社会框架中进行，从而将记忆研究提升至社会心理学层面。同一时期，德国艺术史学者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从文化物质层面考察图像对记忆的存储和传承作用。二战后这一理论并未马上引起学者的关注，直至80年代，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重拾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提出“记忆之场” （lieux de mémoire）的概念，在“文化——社会”语境中回溯历史。英国人类学家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探讨了群体的记忆如何传播和保持的问题，指出权力对社会记忆的控制机制。哈布瓦赫、瓦尔堡和康纳顿的记忆理论尽管存在差异，但他们一致指出记忆的同一性建构功能和文化传承功能，这为后续围绕文化认同展开的记忆理论研究开辟了道路。90年代，阿斯曼夫妇继承了哈布瓦赫开创的记忆研究的社会学传统，对集体记忆做了进一步区分，明确提出“文化记忆” （Kulturelles Ged?chtnis）这一核心概念，将文化纳入记忆研究的视野，促进了文化记忆研究在德国和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发展。

文化记忆理论内涵

　　扬·阿斯曼将文化记忆定义为“关于一个社会全部知识的概念，在特定的互动框架之内，这些知识驾驭着人们的行为和体验，并需要人们一代一代反复了解和熟练掌握才能获得”。哈布瓦赫将记忆划分为“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阿斯曼认为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只涉及了个体的当代记忆，未能对人类长久以来的文化传承与记忆问题作深入研究。所以，他将“集体记忆”进一步区分为“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交往记忆”是集体成员在日常交往中所建立起来的记忆，关乎日常生活，持续时间不超过三到四代人（80年左右），其载体是集体内部个体成员、时代的亲历者，其存续手段是集体成员间的口头交流，代际记忆就是一种典型的交往记忆；而“文化记忆”是社会的长时记忆，是通过被创建的、高度成型的、庆典仪式型的社会交往形式，通过被“固定下来的客观外化物”，以文字、图像、舞蹈等媒介进行编码和展演，时间跨度很长，具有超越政权的特性，其载体主要是专职成员或机构，它远离并超越日常生活，动辄跨越两三千年的宏大视野。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的性质有时会发生转变，当“交往记忆”对集体具有重大意义时，就会被提升至“文化记忆”的高度，例如两次世界大战、大屠杀等重大历史事件，虽然在时间跨度上没有超出交往记忆，但却具有文化记忆的质量；当文化记忆所依赖的特定的社会框架发生变化时，原有的“文化记忆”也可能因无法保持其地位而逐渐被遗忘。

　　扬·阿斯曼特别强调了文化记忆具有身份认同索引功能，尤其是集体（民族）同一性建构功能。因为文化会形成一种“凝聚性结构”，通过规范性和叙事性两个功能，构建了归属感和身份认同。规范性功能通过构造共同的经验、期待和行为空间的“象征意义体系”，把人和他身边的人连接到一起，从而创造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规范和行为准则。叙事性功能，把昨天和今天连接到一起，将经验和回忆固定下来，例如对民族起源的神话和重要历史事件的回忆和叙述，建构了“我们”这个整体。共同遵守的规范、共同认可的价值和对共同拥有的过去的回忆，支撑着共同的知识和自我认知，形成凝聚性结构，使得个体有条件说“我们”。因而，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同一性奠基于共同的“文化记忆”之上，民族认同及其稳固持久性受制于“文化记忆”及其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的消亡，不是有形物质的消失，而是在集体、文化层面上的遗忘。与民族认同紧密相连的文化身份认同，是群体成员对所属文化的确认，通过使用相同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形成共同的文化身份。

　　文化记忆通过媒介和特定的形式被传播和传承，如文字、图像、节日、仪式、纪念碑、博物馆等。其中文字符号起到关键性作用。一方面，文字把信息符号化，使得后世能够读懂；另一方面，文字记载超越物质形式，以精神形式保留了民族文化记忆。文字产生后文化记忆形成的动态机制，便离不开文本“经典化”（Kanon）过程。经典是一个社会有意识的自主记忆和必须要被全体成员持续回忆的内容，经典文本具有“约束性权威”。扬·阿斯曼所言的经典文本主要指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东亚文化的孔孟之道等塑造民族行为的文本。阿莱达·阿斯曼扩展了经典文本的边界，将莎士比亚、但丁、歌德的经典文学文本也纳入经典文本，将文学文本作为文化记忆的媒介和实践方式进行研究。另一位德国的英国文学教授阿斯特里特·埃尔（Astrid Erll）受到启发，提出集体文本概念，把非经典的通俗文学作品和经典文学文本都看作集体记忆的媒介。经过众多学者的实践，文化记忆理论成为文学研究中被广泛使用的研究范式。

　　文化记忆理论对学术界有深远影响，其回声延续到新世纪，持续在多个学科中得到回应。该理论增加早期古代发达文明的研究维度，创建了分析文明进程的模式，使得对记忆的研究实现社会文化视角的转变，并进一步扩展到多个学科范畴。同时，阿斯曼注重将人类文明作为知识整体来考察，研究视野宏阔，纵横古今、穿越东方和西方的文化经验，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欧洲中心的话语体系。

文化记忆理论的当代价值

　　文化记忆既关乎过去，也关乎未来。它通过确立一个普遍价值，帮助个体在价值多元的时代获得归属感、安全感和意义感。知识与人生的有限性，让个体感到恐惧悲伤，但是文化记忆创造出延续上千年的文化视野，使得人们能够超越个体的有限性，在文化的不朽中确定自我，获得精神慰藉。

　　理解文化记忆的身份认同机制，有助于在互联互通的全球体系中，塑造当代中国强大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信，使我们能更有效地抵御文化入侵，强化文化软实力，在全球治理中争夺话语权。

　　文化记忆的建构、载体和传播机制，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启发意义。例如，可以探索如何让传统节日等文化符号在新时代背景下传承、重构和创新，使其所负载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规范得到传递。

　　文化记忆理论对网络时代的信息储存做了理性批判。记忆在媒体和互联网的推动下，变得极端短暂，认知碎片化弱化了深度思考能力，人类社会的价值标尺随之陷入风雨飘摇，引发了文化记忆危机。在人工智能日益成为现实之际，数字化生存和数字化生产的文化记忆，是否会进一步颠覆传统的价值？数字如何更好为传承文明服务？这些都是当下与未来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中国学者或许可以在人工智能的时代背景下，探索出应对之路。

　　（作者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法语区域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