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的含义较为明确，人文学科的内涵与外延则相对模糊。一般来说，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以“人”及其认知与行为为研究对象。相对而言，人文学科更为关注个人内心的各种心理活动，如信仰、情感、道德、美感等，再由个人抽象到人作为“类”——简言之，研究人性。人是社会性动物，人组成社会，在社会中扮演各种角色。社会为每个人提供人生的舞台，反过来，也正是个人的参与构建起社会。社会科学以由个人的知与行集成的经济、管理、政治、文化等活动为研究对象。个人与社会不可分割，故有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合并起来的“人文社会科学”之称。有观点认为，学术追求创新，但相对自然科学而言，人文学科的研究多为“老生常谈”。这一观点颇有意味，本文就此说起，并从对象、主体、场景、知行、知识五个方面探讨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区别。

　　一是对象差异和由此所致的不同认识过程。自然界无穷无尽，实乃“无界”，在人类知识的边界之外全都是未知世界，因而自然科学永远有未知在前面。自然科学跨出去的每一步虽然都建立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之上，但也都面对新的对象、涉足新的领域，旨在“从未知到已知”，获得新的知识。自然科学需要经过艰辛的学习过程，只有少数专家能进入前沿，常人一般难以介入，需要经过科普才能略知一二。人文学科则是“从已知到未知”，埋头于已知世界，希望从数千数万年来基本上不变的人性中发现未知。人文学者需要不断深化“恒常不变”的经典问题，揭示熟悉中的陌生，自明背后的未明，最终化熟知为真知、化意见为真理。后人在前人以为的“真知”“真理”中继续挖掘，间或还会一再“回到某某”去。个体的生命过程从“无知”开始，生命经验的“无知”决定了教育的重复性，也决定了人文学科的重复性。从根本上说，人文学科的对象是人性。人性虽无穷无尽、变幻莫测，但在大的时空尺度下依然存在一定共性，否则就不可能交流进而交往，也不会有人文学科。人性在时间上千变万化，然古往今来，人性并无大异，历史一再重复，回到原点。或许，人类能够从历史中吸取的最大教训就是没有吸取教训。正因如此，人文学科才会一再重复，这或许就是“老生常谈”之义。

　　二是研究主体不同。人是自然界演化异化的产物，在回过头来研究作为对象的自然时，研究者需要经由专业的学习和训练，拥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以及特殊的仪器设备等。人文学科则不同，研究对象人人可及，几大名著广为人知。并且，几乎人人都可由自己的人生体验和经历，就人性之善恶美丑或多或少说上几句——人文学科并非人文学者的专利。相对而言，科学家客观地研究自然，而人文学者作为研究主体难以切割自身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人既是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又是人文学科的研究主体。个人受到自己和他人情感与价值观的影响，理性受制于情感，往往将事实与愿望混为一谈，还会受到权力、利益等因素的干扰。说到底，各门人文学科都在从不同角度“认识你自己”，这是刻在阿波罗神庙的三句箴言之一，往往被认为是世上最难之事。与此相关的是，人文学科领域往往爱屋及乌或恨屋及乌，因人纳言或废言。言者的身份地位，在听众心目中的远近亲疏，由此引发的情绪倾向和波动，都会导致接受、拒绝或曲解某种观点。自然科学因其专业性和客观性，类似情况虽说也时有发生，但毕竟要少得多。

　　三是受场景的影响不同。自然科学可以设置严格的实验条件，以排除特殊场景和研究主体的误操作等对实验对象的影响，揭示自然界的普遍性与必然性——普遍性举一反三，必然性预知未来。人文学科难以如自然科学的实验那样，对研究对象也就是人的知与行设定严格相同的场景，而只能在重复博弈中揭示“未知”之处。人的知与行有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处于特定的场景之中，很多情况下都是一次性博弈。所以，作为研究对象，人心叵测；作为人文学科，难以进行抽象和概括。

　　四是知行关系不同。相对而言，自然科学是“知”，技术（和工程）是“行”，科学和技术，知行分离。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同时是“知”与“行”，知行合一，揭示人性与改造人性融为一体。人一旦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人文学科这样或那样的观点，其研究对象即发生了变化。人文学科不仅在认识上而且在实践上发挥作用，改造人与社会——人文学者往往有把学问转化为政治行动的冲动。知行关系的影响还在于体用关系上。科学之“知”与技术之“行”的影响，主要通过“器”和“技”的使用，提高工作与生活的效率，主体因此而受益，可以把精力和资源投向他处。人文学科之“行”的影响在于人性，涉及“体”，影响甚至从根本上动摇主体原有的对于人生和世界的“知”与“行”，改变主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在大部分情况下，这是艰难甚至痛苦的过程。自然科学中的勒夏特列原理在人文学科中同样发挥作用：当有改变平衡的因素加入，系统会朝向削弱改变平衡影响的方向移动。从个人到社会时常会从传统经典中寻找资源或寻求帮助，即“回到某某”，以应对新的观点、概念或学说带来的挑战。

　　五是知识论视角下语境和知识的类型不同。无论愿意与否或是否察觉，人文学者或多或少处于形形色色的地方性知识的语境之中，其论述的概念体系都打上了地方性知识的独特烙印，带有某种倾向或偏好。这里的问题还在于，不同地方性知识之间往往难以通约甚至彼此敌对。自然科学虽然也有相应的语境（如范式），但不同范式之间有可以作为“最大公约数”的一般性知识，以及可以经由逻辑、数学、符号计算等进行沟通交流。此外，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知识的类型也是不同的。一般性与地方性是就知识的内容而言的，而在形式上，知识可以区分为编码知识与隐性（tacit）知识。自然科学的知识由概念和符号等组成，相对于人文学科的概念而言内涵明确、外延清晰，不同科学家之间具有一定共识，彼此之间较少出现概念层面的歧义。人文学科则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场景的多样性、实践性等，在知识形式上有着深深的隐性知识的印记——言者在有意或无意间意犹未尽，闻者则需要心领神会。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关于自然界客观规律的知识，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与必然性；人文学科的知识则不具备如此严格的律令性——存在违反法律的情况，却不存在违反物理法则的情况。在此意义上，可以把科技知识归为“刚性知识”，把人文知识归为“软性知识”。正因如此，自然科学得以步步向前，而人文学科则陷入“老生常谈”。

　　归结起来，人文学科之所以“老生”，是出于“已知”。数千乃至数万年来，人性基本没变，历史一再重复——人文学科的大家已得出后人较难超越的若干洞悉人性的观点，成为“经典”。而对于人性，谁又都可以说上几句。基于这种“已知”，人文学科很难不具有“老生”之维。同时，人文学科又出于“未知”而需要“常谈”，这是因为以下几点。其一，研究对象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不同，同一个人也时时处于不同的场景之中，这决定了人文学科的论据，大多基于对有限案例的归纳，而归纳往往并不完全。其二，思想领域新的概念乃至新的学说层出不穷，对此，人文学科需要时常在新语境下进行重新梳理——“老生”是老，但“常谈”中有新。其三，如果说“知”相对而言尚且容易取得一致，“行”则沉浸到形形色色的场景之中，且在不同程度上屡遭消解，于是“常谈”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其四，地方性知识、隐性知识和软性知识往往需要进行反复阐释。此外，人文学科“老生常谈”的程度，在不同场景和语境下会有相当大的出入。忽视或无视生产力的基础和推动作用，以及囿于传统和“地方”，也就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自我封闭，则会加重“老生常谈”。

　　（作者系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