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确定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二十字方针。其中，产业兴旺是基石，生态宜居是保证，乡风文明是灵魂，治理有效是核心，生活富裕是目标。可以说，乡村振兴战略描绘了未来乡村的美好愿景，是实现农村农民美好生活的国家发展战略。不仅如此，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实施还有深刻的政治意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旧中国到新中国，在国家各个发展阶段，中国农民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在中国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的生活水平依然较为低下，农业发展仍然比较落后。如何让全体中国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特别是让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农民走共同富裕之路，就成为十分关键的问题。基于此，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都十分关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切关注农业农村农民发展问题，实施脱贫攻坚战略，提出乡村振兴伟大战略。这既与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一脉相承，又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的伟大创举。党中央决心举全国之力推进解决“三农”问题，更加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城乡二元经济理论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应该说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化发展是一种普遍现象。那么，如何破解这种城乡二元化发展难题就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发展收获了极大的改革红利，改变了过去一穷二白的极端落后面貌。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缩小城乡差距。比如，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标志着我国城乡关系从二元结构向城乡统筹转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并把它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之一；党的十七大以文件形式正式提出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强调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道路；党的十九大对城乡一体化战略进行深化，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然而，城乡差距过大的难题依然没有解决。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万多元，仅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0.85%。这种城乡差距不仅体现在城乡居民收入方面，还体现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如农村医疗服务、农村养老、幼儿教育等关系民生的公共服务领域。应该说，城乡差距的形成与扩大是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而城乡二元结构是由国家以“农业支持工业”、以城市化带动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导致的。

　　按照刘易斯的观点，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于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为止。从此角度看，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就在于将现代工业部门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与挤压转变为工农互促发展，让城乡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等——在城乡区位之间、工农产业区之间、城乡居民之间合理配置，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城乡融合发展，并借助城乡融合发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进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

　　当前，中国处于经济新常态时期，表现之一就是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总体而言，当前中国农村地区仍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农业生产力相对落后，农村社会发展不够成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尚不健全，农民受教育水平不高，农民生活水平也相对较低，农村人口持续减少导致空心村的出现等。可以说，这些因素制约着中国乡村地区的发展和现代化，而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就是要解决这些突出问题。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农村地区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可以说，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就是提高农业生产力、发展农村社会文化、提振农民消费能力、吸引人才回流农村建设农村的重要契机和关键抓手。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其本质要求中就包含高质量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统筹城乡发展，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推动农民走上共同富裕之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和关键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