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7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荣休教授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去世，享年90岁。卡尼曼是享誉全球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心理学家，他将心理学融入经济学与金融学、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对风险与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与决策以及行为经济学研究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被誉为“行为经济学之父”。2002年，卡尼曼以其与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共同完成的启发式与偏差（Heuristics and biases）、预期理论、框架效应等判断与决策心理学系列研究成果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颁奖词指出，丹尼尔·卡尼曼将源于心理学的综合洞察力应用于经济学研究，从而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

　　卡尼曼与特沃斯基联袂带给学术界的重要贡献首先是开创了判断与决策新领域的启发式与偏差研究。二人在1974年发表在Science的经典论文中论述了代表性启发式、易得性启发式、锚定与调整等启发法。其中，代表性启发式是指人们通常会根据“A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B，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与B相似”来判断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易得性启发式指的是判断者“通常会根据一些容易想起来的事例来判断一种类别出现的频次或者事件发生的概率”；而锚定与调整是指个体的判断常常以一个初始值（锚）为标准，然后进行并不充分的上下调整。通俗地讲，上述三种典型的启发式判断均源于人们的日常判断，人们通常以经验法则为依据进行直觉判断，在特定情况下会出现违背概率与逻辑的系统性且可预测的判断偏差，进而对后继决策可能造成不良影响。例如，人们会根据媒体对某次民航飞机失事的大量报道而误认为坐飞机出行很不安全，而实际上乘坐飞机远比自驾出行或乘坐其他交通工具更安全，这即是易得性启发式在起作用。

　　其次，卡尼曼与特沃斯基带给经济学及社会科学界的最重大贡献是提出了一种风险决策的描述性理论——预期理论（Prospect Theory）。预期理论具体包括价值函数和概率权重函数。其中，价值函数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即参照依赖（reference dependence）、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和递减的敏感性（diminishing sensitivity）。所谓参照依赖，指的是个体在作出得失判断时，其评判依据主要是当下决策所带来的结果是获益还是受损，而对获益和受损的判断是由基于特定参照点的比较所决定的，正所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损失规避则是指在同等价值条件下，个体给予受损的心理权重远大于获益，即表现为得失效用评估的不对称特点；递减的敏感性则类似边际效用递减，是指个体对得或失的主观感受会随着数值的增大而对同样差值的敏感性逐渐降低的现象。而概率权重函数指的是个体倾向于高估小概率事件的发生概率，同时却低估中高概率事件的发生概率。值得一提的是，损失规避作为预期理论中最具洞察力和影响力的概念，与我国先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提出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深刻洞见不谋而合。

　　此外，卡尼曼与特沃斯基使用“亚洲疾病问题”揭示出的框架效应现象则直接证伪了经典的期望效应理论所提出的理性决策必须遵循的“不变性法则”。所谓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指的是通过对决策问题的语义做不影响其实质意义的简单改变，即可导致决策者的选择行为产生偏好反转（preference reversal）。这与中国先贤庄子在《齐物论》中所讲述的“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大不同”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综上所述，自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时代以来，现代经济学理论一直秉承理性代理模型：假设人们是能够基于自身利益作出最大化选择的“理性行为者”。而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开创性研究彻底颠覆了人们的经济决策受概率与统计以及逻辑规律支配的信念，不仅人们的各种日常判断会出现系统性且可预测的偏差，而且人们的决策偏好也经常发生如框架效应所揭示的各种各样的反转。

　　卡尼曼在联袂特沃斯基开展最终促成了行为经济学、神经经济学与行为公共政策等新兴交叉学科诞生的判断与决策开创性研究之前，已是一位享誉心理学界的认知心理学家。他于1973年出版的《注意与努力》一书便是视觉与注意研究领域的里程碑之作。20世纪80—90年代，卡尼曼与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等人合作进行了公平判断与禀赋效应的系列实证研究，所获成果同样对经济学相关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1999年，卡尼曼领衔出版了《幸福：享乐心理学基础》一书，系统探索了全人类共同期许并孜孜以求的“幸福是什么？又在哪里”。2004年，卡尼曼领衔在Science上发表重磅文章《一种描述日常生活体验的调查方法：日重建法》，通过采用日重建法对美国在职妇女的客观幸福感进行测量，发现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差异明显，消极情绪相对较少出现且不严重，而在大多数时间更多表现出积极情绪。卡尼曼据此提出了可供政府管理与公共政策参考的国家幸福账户（National well-being accounts，NWBA）。上述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美国、加拿大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全国性调查、盖洛普测验以及福利政策制定中。2010年，卡尼曼联袂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高收入提升的是人们对生活的评价，而非情绪幸福感》一文。二人分析了超过45万份盖洛普健康方式和幸福指数的数据，发现收入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更为密切，而健康、关照、孤独等则是日常情绪体验的显著预测因素。该研究明确提示我们，切不可把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混为一谈。

　　更重要的是，在2002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近十年后，卡尼曼于2011年出版了他与特沃斯基所做的系列研究成果的总结与概括之作《思维：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卡尼曼把该书书名所言的“快慢思维”对应于推理与决策领域的双系统理论，即快思维对应系统1，而慢思维对应系统2。快思维主要是一种不假思索的直觉式思维，尽管通常是有效的，但也会出现可预见的系统性错误，而慢思维主要是一种按部就班的分析式思维，需要专注力且费时费力。大部分的日常判断与决策都是快思维与慢思维协同运作的结果，不过起主导作用的通常是快思维即系统1，这也正是日常生活中的判断与决策偏差比比皆是且难以避免的主要原因。《思维：快与慢》是卡尼曼对其半个世纪的判断与决策专业生涯的一次系统的学术回顾与总结，堪称判断与决策心理学研究领域的“圣经”。该书一出版便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并以其雅俗共赏、娓娓道来特点荣登当年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更难能可贵的是，2021年，卡尼曼以87岁高龄联袂巴黎高等商学院教授奥利维耶·西博尼（Olivier Sibony）和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出版了合著《噪声：人类判断的缺陷》，较为全面且系统地解释了人类判断中易于出现的各种行为缺陷，并揭示了噪声是个人易受群体心理影响的深层原因。

　　综上，笔者尝试把卡尼曼的主要学术贡献总括为一句话，那便是“始知决策存偏误，又闻判断夹噪声，只因思维有快慢，终是幸福无大小”。这正是卡尼曼及其合作者终其一生所做的心理学研究所贡献给全人类的洞察力与智慧。

　　（作者系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