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明史上，历代写本文献发挥着源头性、载体性的作用。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各地陆续发现了大量契约文书，这些集中书写于宋元至民国时期的民间契约，以一种跨时长、分布广、数量大的写本文献形式，构成汉字使用、贮存的广阔领域，连接汉字从近代走向现代的关键阶段，反映了汉字在民间由文本书写到文化认同的发展传承路径。

　　契约活动融汇民间书写文化

　　宋元以后，雕版技术飞速发展，刻本占据古代文献主流，写本文献进一步失去流传空间，手书汉字资料越来越少。但在地方经济和地域文化活跃的民间，一直保持着手写契约的传统，推动着书写文化的繁荣。

　　明清时期，契约用纸大多是普通宣纸、竹纸，但不同地域间风貌各异。如成都龙泉驿契约和徽州文书多使用皮宣和毛边纸，这是明代以来广泛用于古籍刊印、毛笔书写的手工制纸，质地柔韧、细腻、薄而松软、托墨吸水性强，这些地区的民间契约纸质厚实，大多是书写考究的官契。比较特殊的是贵州清水江文书，多采用古法造纸术制造的“土纸”，这种古法造纸成色较低、价格低廉，主要用于书写山林、田土买卖和租佃契约，数量繁多。云南契约也主要用当地古法所造竹麻纸书写，工艺流程与清水江大致相同，只是在生料、熟料的发酵中是否添加滑药而略有差异。正因为与地方造纸文化相依存，民间契约常常以“张”为单位，以“纸”作量词，一张纸就是一份契约。如乾隆二十八年《姜凤宇山林断卖契》：“今欲有凭，一字二帋，各执一张，永远存照。”其中，“帋”是“纸”的俗写，“二帋”即“二张”。民间契约这种“就地取材”的习惯，形成了与当地造纸工艺交相辉映的书写文化。

　　契约是民间书手留下的第一手墨迹材料，人们在长期的书写实践中，熟悉了汉字的各种书体，练就了高超的书法技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契约展现着民间书法的整体风貌和地域特色。

　　契约活动中，人们对各种文化元素的吸收，对汉字书写及审美的追求，展现了民间书写文化的体貌和精神，让契约文书变得质朴敦厚又不失灵活生动，成为来源于民间、蕴藏在民间的文化遗产。

　　契约文本存续历代写本特征

　　民间契约文书是写本文献发展到近代的结晶，在写本传统与文字特点上与吐鲁番文书、敦煌文献等一脉相承。

　　契约书写凝聚民间汉字智慧

　　契约文书的执笔人基本都是当地田农、林农，契约书写考验着他们写字、用字的能力，也展现着他们对汉字的认知，闪烁着民间智慧。

　　一些特殊的字词如“寨（山寨、村寨）”字，清代及以前文书一般都用“寨”，而到民国时出现使用“砦”字的情况，如民国三十六年《姜坤泽等培喜则杉木栽手断卖契》：“立断卖栽手字人本砦姜坤泽、文烈、文泮。”我们知道，“砦”和“寨”在近代汉字史上，曾共同作为“柴”的异体字，如《集韵》去声夬韵士迈切：“柴，篱落也，或作寨、砦。”因同为“篱笆、栅栏”义的“柴”之异体，“砦”因而与“寨”同义，并进一步用作“寨”之“村寨”义。明清典籍中“砦”用作“寨”的异体例证颇多，契约书写者能够准确使用这一对异体字，说明当时的汉字普及程度较高。

　　更为宝贵的是，我国贵州、云南、内蒙古、湖南、湖北、福建等地文书的执笔者，他们不仅突破了汉字记忆、使用的困难，并且对汉字书写有较高体悟，通过写和用，当地民族的语言文化实现了与汉字文化的接触与交融。例如，加池苗寨契约常见“丿坡”一词，初见不知何意，对比当地文书发现有异文作“撇坡”“白坡”“迫坡”“北坡”等，且苗音“撇”“白”“迫”“北”诸字音近，“丿”音“piě”，正是“撇”的民间写法，“丿坡”即斜坡，记作“丿”既保留了汉字象形的意味，也见证了汉苗音接触的史实。

　　民间契约丰富的写字、用字现象，一方面是由于在民间书写传播过程中，人们对汉字形体特点、变化方式、书写技巧有了更深的实践和理解，不自觉地发展传承了历代写本及其汉字传统。另一方面是契约当事人对汉字所记录的契约内容、语言信息的习以为然，是他们心理认知、文化体验的真实流露。

　　契约流通表达文化认同

　　近代民间契约虽出自于不同地域、民族乃至不同文化阶层，但其文本风格、契约内容和书写特点却展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其原因不仅是身处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人们对古代契约及其效应、精神的认可；更是人们在契约活动中，对汉字的书写方式、表达内容、发展变化的认同，根本上是对作为通用文字与文化载体的汉字的认同。

　　在契约中，人们对汉字所表达的内涵和文化形成了更为共通的认识。即便在多民族聚居地，各兄弟民族也会遵循汉字的表达习惯，使用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字词来拟定契约内容。例如，光绪元年《雷连送山场卖断契》：“倘有不明系是送出头抵挡，不涉钱主之事。”其中，“出头抵挡”，福建畲族文书又作“出身抵挡”；土默特、清水江、云南昆明等地文书多作“一面承当”，石仓契约多作“一力承当”，福建厦门文书多作“卖主抵当”，这些字词表达的内涵是相同的，表现出不同地域、民族和方言的人们在汉字书写中的文化认同。

　　契约让汉字书写向民间下沉，成为人们文化表达、交流的窗口，获得更为庞大的书写群体和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例如，契约中对土地、房屋的书写地域特色显著，南方各地契约中的“田”，贵州屯堡地区多为水田、科田；徽州有板田、小买田、大买田；浙江多称民田、垦田，宁波等地把祖上所遗田称祖田、祀田；江西多称田皮；广东通称田坦、沙田，又有围田、潮田、桑田、咸田、洲田、鱼塭等各种形制，展示了各地水土风貌的不同。一些民族地区的契约中，还有大量民族文化的书写，如清水江文书中丰富多彩的民族村寨、地名文化；土默特契约中独具特色的人名景观；畲族文书中的畲汉通婚习俗等，通过汉字书写展示了不同地域、民族的社会活动和文化生活。

　　汉字文明的发展演化，既要依赖不断流传的文献传播体式，也要依靠不断扩散的书写群体。近代大规模的契约活动，拉近了不同地域、民族、阶层文化沟通的距离，共同书写鲜活的汉字形态演变史、推广普及史。民间大众在书写、简化、认知上的智慧创造为汉字文化认同和汉字文明传承提供了不竭动力。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贵州契约文书中的方言资料整理与研究”负责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