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人类走出非洲起源地以来，非洲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欧洲种族主义却极力否认非洲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将非洲描述为没有历史的、孤立的大陆。半个多世纪以来，非洲史研究集中关注非洲文明的独特性、文明交往推动非洲历史发展、非洲文明的世界历史贡献等主题，有力驳斥了“西方中心论”关于非洲文明的偏见，生动反映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充分彰显了文明交流互鉴是理解非洲史的重要视角。

　　非洲文明具有独特性

　　土地充足而劳动力匮乏是古代非洲社会的普遍特征。与流行观念不同，非洲大部分地区的土壤并不肥沃。东非裂谷地带的火山土壤、尼罗河和尼日尔河流域的冲积土壤较肥沃，但是这些地区仅占非洲大陆可耕地面积的极小部分。为应对热带非洲土壤肥力急剧耗竭的问题，非洲社会探索出一系列手段，其中包括轮耕制。每隔数年，整个村庄就会迁徙以寻找新土地。轮耕制推动非洲人口扩散至整个非洲大陆，但同时也不利于出现人口聚集的城镇文明。相较于尼罗河、尼日尔河流域冲积平原农业或者埃塞俄比亚高原的牛耕农业，这一轮耕技术虽然简单，却成为非洲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农耕方式。适应严苛的自然环境并发展出复杂的文明形态，是非洲对于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

　　古代非洲社会普遍以劳动力而非土地为主要的社会财富形式。权力集中者的地位、权力和影响，主要通过控制一定数量的依附者来实现。由于人口分散且流动、地形复杂多样，因此对于潜在或实际的权力集中者不满的非洲民众可以“用脚投票”，严重限制了权力集中者实现集权的能力。在这一条件下，外部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成为统治者实现权力集中和财富积累的重要资源，同时也成为臣属寻求自主地位的保障。对于统治者而言，过度剥削当地民众是危险的，而引入诸如奴隶这样的外来人口或者从外部获取资源是更有吸引力的选择。正因为如此，通过控制和维持长途贸易来获取税收，在一系列非洲王国和帝国的兴起过程中至关重要。

　　非洲历史上不仅有大量王国和帝国，而且很多社会并无明确的贵族阶层或者清晰的等级制度。按照殖民时代人类学家的观点，这些“无政府社会”处于人类文明演进的较低阶段。这一观念至今仍然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外界关于非洲社会的认知。然而，这些社会如同非洲历史上的王国和帝国一样，也是独立的边界人口与潜在的国家建构者之间进行博弈的产物。这些社会同样受制于社会权威，受到自然法、宗教和习俗的约束，而不是处于无政府状态。正如非洲史学家约翰·朗斯代尔所说：“在没有国家的状态下，相对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堪称非洲人对于人类历史最为独特的贡献。”

　　通过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比较，可以更加凸显出非洲文明的独特性。人类学家杰克·古迪认为，非洲与欧洲在耕作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除了大湖地区和埃塞俄比亚高原之外，非洲大部分地区基本上是粗放的锄耕农业，而欧洲则是集约型的犁耕农业，由此引发非洲和欧洲在土地所有制、亲属制度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技术史研究也表明，尽管非洲与欧亚大陆有漫长的文明交流史，但是车轮和耕犁等在欧亚大陆广泛传播的技术未能引入非洲，除昏睡病和土壤条件等因素外，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土地在非洲社会中并不是稀缺资源。这些非洲社会主要通过长期休耕这样的粗放耕作方式，以实现稀缺的劳动力资源的单位产出最大化，因此缺少采用新技术以实现单位土地产出最大化的内驱力。

　　文明交往推动非洲历史发展

　　非洲并不是孤立的大陆，很少有地区未受到外部世界或者邻近社会的影响。即便是一些与外界联系较少、依靠简单生产技术维持生计的民族，例如，居住在中部非洲热带雨林中的俾格米人或者南部非洲卡拉哈里沙漠中的桑人，他们也并不是石器时代的遗存。保持与外界的隔绝状态，只是这些民族在与周边民族的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生存策略，不过是为了应对武器先进的仇敌劫掠，或者因为被更强大的民族抢占耕地、牧场、狩猎地而不得不迁徙到边缘的生态区域。

　　非洲经由红海、地中海和印度洋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有着悠久历史，这些联系在塑造地中海文明、中东文明和南亚文明的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非洲文明发展。以驯化动植物的传播为例，来自欧亚大陆的牛、山羊、绵羊、大麦和小麦，来自东南亚的香蕉，1500年以后来自美洲的玉米、木薯以及来自亚洲的稻谷和甘蔗，都极大地改变了非洲的农业体系。甚至撒哈拉沙漠也并非阻隔非洲与外部世界交往的障碍，而是黄金、奴隶贸易以及文化观念的交流通道。正是在与外部世界的文明交往过程中，非洲发展出当地形态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且在西非和东非分别出现大规模帝国与城邦文明。地理大发现时代，非洲的大西洋沿岸成为非洲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活跃区域，推动西非与地中海世界经由海上航行而直接联系起来，也打破了中西非地区与外部世界的隔绝状态。

　　殖民主义对非洲文明造成严重破坏，但是非洲文明在殖民征服之下仍然顽强地存活下来。欧洲在非洲的殖民统治是专制的、种族主义的，对非洲社会造成了巨大破坏，但是欧洲殖民主义的影响并不是匀质的，在不同地区、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也有所不同。殖民主义将非洲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中，极大地影响了非洲的历史进程。但与此同时，即便在殖民统治之下，非洲人民仍然保持着历史能动性。

　　非洲文明为世界作出巨大贡献

　　非洲作为旧大陆的一部分，与欧亚大陆有着漫长的交往历史。例如，在非洲驯化的农作物也传播到非洲大陆以外，非洲在早期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发展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直至16世纪美洲成为新的黄金产地以前，产自非洲的黄金支撑着中世纪地中海地区的货币体系。非洲雕刻、音乐、舞蹈和文学也极大影响到近代欧美文学艺术的发展。

　　非洲和非洲人在跨大西洋联系的形成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葡萄牙作为地理大发现的急先锋，它的初衷并不是绕过非洲，而是要深入非洲，与富庶的西非社会建立起联系。正是在西非沿海的探险过程中，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得以完善航海和地图制作技术，掌握了大西洋洋流和风向，进而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和通往印度的新航路。在大西洋贸易过程中，非洲人并不是消极被动的承受者，欧洲商人需要迎合非洲当地贸易网络和消费需求。欧洲人在非洲大陆展开贸易活动的前提是须征得非洲当地社会的同意，而且热带疾病直至19世纪末长期阻滞了欧洲人进入西非地区。15世纪非洲和欧洲遭遇时，它们在经济上大致相当。欧洲人能够提供的商品对于西非社会来说很少是全新的。非洲很多地区的铁制品比欧洲生产的质量更为精良。在大西洋贸易的前期，非洲并不只是出口奴隶和黄金，而且包括制成品。例如，贝宁面向法国、南美洲以及安哥拉出口拉菲亚布料，而产自欧洲的布料在西非的阿拉达王国被拆解并重新编织再卖给欧洲人，然后销往加勒比地区。只是到17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欧洲对非洲原料和奴隶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以及来自欧洲、印度和东印度群岛的商品渗透进入非洲大陆，非洲生产力和经济独立地位才开始受到严重削弱。

　　在充分认识大西洋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暴力性与强制性的前提下，我们必须承认非洲人对于美洲发展的历史贡献。正是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将黄金开采、稻谷种植、畜牧业技术带到了美洲，并且将非洲医药、宗教和文化观念传播至美洲。正因为如此，近年来的非洲史研究倡导“全球非洲”理念，主张非洲史并不止于非洲大陆边缘，而应当将非洲侨民也纳入其中。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