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从北京向全国各地传达中央信息的邸报是人们了解朝廷动向及各地情况的重要媒体。本文依托清代官私文献,考察清代邸报在边疆的传播路径,揭示清代邸报在边疆治理中的作用。
清代邸报在西北边疆地区的传播
清代邸报作为向全国发行的媒体,是官僚阶层了解朝廷动向及各地情况的重要中介。在既有的邸报研究中,形成了以行省为中心的研究格局,边疆地区邸报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笔者通过挖掘史料,发现至晚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邸报就有了关于西北边疆事务的记录。雍正、乾隆时期,邸报记载了军事活动及过程,邸报由此也传播到边疆地区。清朝在边疆治理过程中,总会及时宣扬开疆拓土的历史功绩,刊诸邸报就是其中重要举措。林则徐被贬新疆戍守伊犁期间,在日记里记载阅读邸报情况,他还大量摘抄邸报与地方档案辑成《衙斋杂录》一书,内容多与鸦片战争或战争善后的人事有关。同一时期,因鸦片战争被贬官的姚莹在《康輶纪行》中记录了在康藏地区阅读邸抄的情形,其中包括新疆屯田等事宜。嘉庆以后的新式报刊也大量转载清代邸报,如《申报》全录京报里涉及边疆内容,朱寿朋所著《光绪朝东华录》,以“《申报》所登邸抄为蓝本,将光绪朝事迹续成此编”,其中涉及新疆、蒙古、西藏的内容计有百余万字。
除了以上二手材料外,内蒙古图书馆存有阿拉善王府捐赠的各式黄皮《京报》5045册,可以作为邸报传播到边疆的第一手证据,其内容覆盖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个时期,其中以光绪中晚期居多。
边疆与内地一体化发行的清代邸报
驻京提塘负责清代邸报的编辑、发行任务,但在边疆地区并未设置驻京提塘,传播到边疆的邸报编辑主体就成了值得关注的问题。研究发现,清代邸报涉及边疆事务的类型没有超出宫门抄、谕旨、奏折等,并且行省与边疆内容一体化编排,没有单独为边疆编辑发行的邸报,这意味着边疆与行省邸报编辑主体的同一性,这种状况从清初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没有大的改变。只是清朝早期邸报主要由提塘报房办理,咸丰以后则主要由民间报房办理,而《京报》作为邸报的翻版,二者名称也形成了混用情形。
清代发往边疆的邸报主要有提塘报房和民间报房两类编辑主体,这与内地行省一致。内蒙古图书馆所藏各式黄皮《京报》,涉及官方报房有4家,具体为北京的京塘、陕甘提塘报房,以及位于兰州、西安的甘肃官报局、陕甘提塘官报局;民间报房有11家,具体是位于北京宣南地区的聚兴、聚升、集文、信义、聚恒、天辅、合成报房等,还有位于西安和兰州的民间报房3家,具体是邱务本堂京报局、甘肃新报局、陕省聚文报房。这表明,虽然边疆没有设置驻京提塘,但不影响邸报中边疆内容的编辑及邸报在边疆的传播。来自北京和陕甘地方报房的《京报》,让阿拉善地区能够了解到中央政府及邻近地区的信息。
清代邸报在边疆地区的发行渠道与行省也没有大的区别,主要由官方及民间两个渠道构成。从官方渠道来说,《京报》主要通过驿站传递。林则徐在伊犁时收到折差走驿站传递到伊犁的邸报,“此间《京报》,须遇回折之便,由驿带到,大约以两月为度”。折差与提塘一样均为武职人员,是专为地方大员送奏折的邮差,他们办公差之余,顺道捎带家信、邸报。其他如贡差、解运饷银的官兵也有捎带邸报记载。除此之外,乌里雅苏台将军额勒和布在其日记中提到了多笔“接转运局寄到京报”。清末边疆地区也收到了电报传送的邸报,如驻藏大臣有泰的日记中载有“电报局送到邸钞”。在边疆存在通过家信传递《京报》情形,如林则徐提到“凡寓中所阅京报,仍照前信所言,酌摘几条大略(即上谕亦不必全抄),遇便封入信中寄来”。林则徐在伊犁时,有泰任驻藏大臣期间,其家信通过官封邮寄、通过折差递送。不过这只是官宦的特权,并非一般人可以采用。
从民间渠道来看,有山东人负贩西北售卖《京报》记录,“时有山东登属之人,负贩于西北各省,携之而往,销行颇易”。由于《京报》获利颇丰,贩卖《京报》之人还设立报房、创办信局发行《京报》,“此辈见有利可图,乃在正阳门外设立报房,发行《京报》,其性质犹南方之信局也”。由于路途遥远,从京师负贩西北售卖《京报》费用昂贵,通过报房订阅、信局邮寄的市场化方式也出现在边疆。驻藏大臣有泰、乌里雅苏台将军额勒和布均收到报房邮寄的《京报》,阿拉善王府存有常年购买《京报》的付费记录。售卖《京报》之人基于商业利益发展报业及递送业,将邸报传递到了边疆。
在边疆传播的原因及作用分析
清代邸报在边疆的传播与边疆治理紧密相关,也与清朝大一统的治边理念相关。清代邸报在边疆传播离不开边疆驻防体系、驿传系统,在边疆的驻防(领队)大臣、将军、都统等不仅是邸报重要信源,也是邸报主要读者。清朝特设站、台、塘、铺以及电报等传送文书与信息,保证邸报在边疆传播。这套驻防体制和交通通信设施为邸报在边疆的传播提供了制度保障。
清朝推行有助于行省和边疆地区交往的政策。值得提及的是,邱务本堂京报局所在位置为甘肃省城东门大街山陕会馆内,商业会馆办京报是独特的传播现象。山陕会馆是明清时期山西、陕西商人在异地联合修建的集经济、文化、祭祀、联谊活动为一体的场所,山陕会馆的建立加强了行省与边疆的贸易联系。在甘肃山陕会馆内设立报房,源于这里是人群聚居地,信息汇聚地、发散地,其办报活动凸显了商业发展对报业的影响。山陕会馆报房直接选印或者翻印来自北京的《京报》,还将陕甘“辕门抄”附在《京报》内发往蒙古地区,成为边疆了解中央和地方政情的重要渠道,同时发挥行省在邸报向边疆传播的信息中转作用、支撑作用。
在没有设置提塘的情况下,清代邸报依然能够在边疆地区进行长距离、跨区域、高成本的有效传播,邸报在边疆的传播具有中央与地方、边疆与行省、官方与民间相结合特征,体现出边疆与行省邸报传播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有机结合特点,体现清代邸报因俗而治与边疆内地一体化发展的双重变奏。清代邸报在边疆的传播,加强了大一统政权下中央与地方、直省与边疆间的联系,成为国家行政力量、商业力量延伸到边疆地区的重要方式,由此也推进了边疆与内地一体化发展进程。邸报在边疆的传播为清代社会治理提供了保障,邸报研究对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史提供了新视角,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清代邸报在西藏的传播与边疆治理研究”(22BXW118)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藏民族大学科研处副处长、教授;西藏民族大学西藏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