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重视智库建设，努力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党中央强调，科技事业发展要坚持面向经济主战场和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社会科学研究亦应如此。在社会科学领域，“致用”为何是研究之“魂”？作为基础的理论研究，作为源头活水的下沉调研，表达风格上的深入浅出，为何是高质量“致用”研究的“根”“源”“要”？

　　“致用”是社科研究之魂。社会科学领域的很多研究，大致都可分为理论与应用两个层面。唯有将二者有机结合，理论之树才能常青。“致用”应该是社科研究的初心，是社科研究之魂。在1981年撰写的《经济学是致用之学》一文中，北京大学陈岱孙教授有一段非常到位的阐述：“从十六世纪说起，迄于今日，古往今来的所有经济学家或学派的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都离不开一个‘用’字。先是，新的经济情况提出了待决的问题。然后经济学家就是针对这些经济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分析，对其有关事物的运动提出有论据的解说，形成了理论。这理论又反过来指导、促进、控制现实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和基础。”研究经济学，需要立足现实情况、解决现实问题，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学科，旨趣与此相去不远。

　　理论研究是“致用”之根。高质量的“致用”研究必须以扎实的理论研究为基础。强调“致用”是社科研究之魂，并不意味着理论研究在社科研究中不重要。恰恰相反，理论研究是“致用”之根，根深才能叶茂。一门成熟的学科，一般都有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方法论、基本问题、研究技术、研究公设，以及公认的概念、术语体系，这是进行科学探讨、严谨分析与对话的前提。被有关机构直接或间接采纳的应用研究，虽然实践性、应用性更强一些，但也往往以扎实的理论研究为基础，与理论研究有千丝万缕的关联。高水平的应用或对策研究成果，都需要具备较高理论素养的研究者参与。擅长做理论研究的著名学者，也常能做出非常有影响力的应用或对策研究。

　　下沉调研是“致用”之源。高质量的“致用”研究，除保持高度的政治与政策敏感性外，还必须充分了解民情民意，从而有必要“下沉”到行业、企业、社区、村庄，做第一手的田野调查。通过下沉调研，倾听一线企业家、农民、工人、商贩、基层干部的声音，更容易发现最前沿、最生动、最鲜活的情况与问题，也更方便深入剖析问题背后的原因，可能不经意间发现有价值的案例、模式，有时还可以找到困惑已久的问题的部分答案和关键线索。

　　笔者的导师张晓山先生常年坚持到村庄做田野调查，曾经每年到村里与农民同吃同住一段时间。他主持的课题所用农户调查问卷长达70多页，对某个农户的问卷与访谈时间可能会长达几个小时。笔者也曾用脚“丈量”过中国绝大多数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例如北京新发地市场、长沙马王堆市场、合肥周谷堆市场和南京众彩市场），对产地农户、商贩和销地零售商都进行过持续多年的追踪调研。有些农户、商贩和笔者成为很好的朋友，提供了大量真实数据、鲜活资料与生动案例。笔者母亲虽然只上过一年学，却常常能提供非常重要的研究线索，堪称我在村里的“情报员”。笔者从包括母亲在内的农民和商贩那里得到的启发，丝毫不亚于经典文献。

　　深入浅出是“致用”之要。高质量的“致用”研究，还应具有深入浅出的文本风格，而且是专业领域外的人也能看懂的风格。高水平“致用”研究的优势不在于张扬理论，而是关注与分析问题本身，所有理论、名词、概念、模型都仅是分析和组织材料的工具。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与《江村经济》，在文字风格上，深入而不深奥，简洁细致。正如北京大学教授朱苏力所言：“那些学习过相关理论的读者可以从中看到理论，不了解相关理论的读者也会感到很有意思，因为被忠实记录的生活本身是最有意思的。唯有如此，才是真正懂得了理论，真正懂得了理论的用处，在此基础上也才有可能发展理论。”

　　笔者在研究“三农”领域问题时，有时会将部分重要观点先说给基本没读过书的母亲听。如果她没有听懂或认为不妥，笔者会认真考虑行文风格与具体的表达。类似的办法，据说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写诗的时候屡试不爽。实践证明，白居易的办法或许也可以移植到社会科学的“致用”研究上来。

　　（作者系南京审计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