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古代罗马史的传统议题，罗马共和国的灭亡涉及对其后期政治与社会的系统认识，一直深受古史学界关注。在长期研究中，学界就该问题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倾向性的认知，并广为流传。从新文化史研究视角来看，这些认知不仅与历史事实有所出入，而且影响了对罗马共和国后期历史图景的准确理解和重构。因此，重新审视传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就很有必要。

　　首先，对灭亡主体的过度理解。在传统学术界，学者们对罗马共和国灭亡的理解往往超越政治体制范畴，将整个共和国后期视为一个全面衰落的时代。自撒路斯提乌斯始，史家们便纷纷将共和国后期描绘成一派混乱与颓败的末世景象：腐败严重、暴力泛滥，政治机构陷入瘫痪；土地兼并严重，小农大量破产，无以为生；律法、传统宗教、祖先习俗悉遭破坏，统治阶层奢靡无度，普通民众受“面包与马戏”的腐蚀而堕落不堪，社会文化道德全然崩溃。尽管上述全面衰落的末世图景流传已久，但与当时历史实际有所偏离。

　　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姑且不论罗马对外征服取得的非凡功业，其社会经济文化亦有进步与发展的一面。在经济层面，随着对外战争不断胜利，罗马国家与统治阶级掌握的各类资源急剧增长。这一状况虽然造成小农经济压力，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冲突，但也不无积极之处。受益于统治阶层财富的增长，意大利农业生产集约化与商业化水平大幅提高，商贸发展的新需求与新机遇纷纷涌现，均促进了罗马经济水平的提高。在社会文化方面，随着与希腊世界交流的深化，罗马社会文化水平获得显著提高。此时，罗马精英阶层对希腊文化的敌意已转变为青睐、效仿与挑战，西塞罗、卡图鲁斯、撒路斯提乌斯、卢克莱修等人的出现，表明罗马人在政治学、修辞学、史学、戏剧学等领域的成就堪与其希腊导师匹敌。在律法层面，罗马法向专业化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刑法与私法开始获得独立发展，前者摆脱了狭隘的早期形态，后者则为回应当时复杂社会需求迸发出空前的创造性与活力，两者都取得系统性发展，且影响深远。在公共福利与工程建设层面，由于共和政治竞争体系的激励，不仅建造了多个大型广场、永久剧院、凯旋门、神庙与祭坛等各类公共建筑，初步塑造出罗马城的壮丽外观，而且开创了国家救济制度与城市福利体系的先河。因此，尽管共和国后期传统共和政制陷入运作困境，但是诸多领域的发展与成就表明，共和国后期绝不是一个全面衰落的时代，不应将共和政体的衰落理解为整个时代的衰落。

　　其次，对灭亡时间的刚性界定。传统上，学者们大多将罗马共和国灭亡视为一桩可精准界定的具体历史事件，并试图将某个重大政治事件作为灭亡标志。这一做法正好与重视开端与结局的传统史学相契合，故而共和国后期众多政治事件都曾被不同史家作为灭亡标志。譬如，公元前81年苏拉进军罗马、公元前59年“前三头”同盟建立、公元前49年恺撒渡过卢比孔河、公元前43年“后三头”公开执政、公元前31年亚克兴之战等。当“罗马共和国灭亡”总是被刚性界定时，共和国与帝国之间存在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的观点也广为流传。上述政治事件固然影响重大，与共和政治的走向也有重要关联。但是，将之定性为共和国灭亡的标志，则难免过于武断。历史上不少帝国，譬如西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与纳粹德国等，确实皆是随着末代统治者身亡或被废黜而彻底垮台。但是，罗马共和国灭亡却具有特殊性，它并非以突然崩溃的方式而骤然消亡，而是以长期的逐渐转变方式淡出历史舞台。如果仅依据某桩具体事件界定共和国的灭亡，不仅在事实层面有违历史真实，而且在观点层面也不符合时人的认知。

　　罗马共和国的根本在于以集体统治为核心的共和政制。即便在奥古斯都治下，不仅国家名称没有出现变化，而且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大会等主要国家机构依旧在运作，尽管出现了某些调整，但并未制度化与法律化。整个政治框架呈现出一派共和时代的面貌。在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之间，非但没有天堑鸿沟般的差异与割裂，反而延续性与相似性突出。就时人认知层面来看，他们并不依据具体事件或表面事实判断共和国的存续。譬如共和国早期独裁官、十人团、拥有军事治权的保民官的上台，乃至共和国后期的苏拉、秦纳、庞培执政，皆是以个人替代了集体统治，突破了共和制度的根本原则。然而，没有任何罗马人将上述个人统治视为共和国的终结。在罗马历史传统与经验认知中，具有过渡性质的个人统治并不意味着共和国的结束，反而是其活力与持久性的证明。虽然对元首特殊地位已有所察觉，但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人更倾向于将上述事件乃至奥古斯都的整个统治视为深嵌于传统共和国的插曲，而非灭亡标志。

　　可见，试图以单一事件对罗马共和国灭亡进行刚性而精准的时间界定，难免有将复杂历史简单化、线性化之嫌。罗马共和国向帝国的转变，不是朝夕之事，而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历史进程，整个转变过程缓慢且悄然，乃至时人都未有察觉。因此，对罗马共和国的灭亡进行一锤定音式的界定，于理解罗马共和国后期政治与社会的复杂性、共和制度与帝制之间的胶着状况并无助益。

　　最后，对灭亡结果的宿命论认知倾向。一般认为，罗马共和国的灭亡由其自身无法纠正的顽疾所致，是蓄意毁灭共和国的政治领袖不断聚集力量并成功摧毁腐朽共和国的历史。由此，共和国灭亡的命运已经被注定。正是在这一宿命论基调之下，对罗马共和国灭亡原因的探析始终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传统学界相继提出了“道德败坏论”“城邦政制脱节说”“共和制度危机说”“元老院执政无能论”等诸多解释。

　　然而，上述解释虽然丰富了对罗马政治与社会的理解，但无一不是建立在宿命论的预设前提之下，具有站在结局反观历史之嫌。早在20世纪末，已有学者认识到这一点。譬如英国学者格鲁恩（E. S. Gruen）在《罗马共和国最后一代》中概览了几乎所有罗马共和国灭亡的论断后，指出它们共同犯了一个方法论错误，即总是以内战与灭亡作为研究的前提，依据下一个时段的状况对上一个时段的历史加以解释与分析。这种回顾式研究逐渐累积，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时代误置与有偏差的后见之明。譬如，将罗马军事领袖的崛起和军队的私兵化前置到马略时代甚至西庇阿时代，为罗马共和国后期所有军事领袖安上了蓄意摧毁共和制度的罪名。在这种情况下，相关分析也就脱离了具体历史语境，成为无根之木。尽管格鲁恩关于共和政治在公元前1世纪50年代运作依旧正常、内战爆发与共和国灭亡具有偶然性等观点可能无法令所有读者信服，但是他对于共和国灭亡宿命论的警惕与批评，反对回顾式研究，呼吁将历史事件放置在准确时代中加以研究，皆为重新审视共和国后期历史提供了有益的范例与启发。

　　可以说，传统学术界上述认知的形成与罗马共和国灭亡议题本身的导向性密不可分。作为一个简明的术语与命题，它不仅诱导着人们将共和政体的衰落过度理解为整个时代的衰落，也促使人们将共和国灭亡当作一宗具体的历史事件、一项无法避免的结果，并视之为由一条直线加以贯通的、具有确切开头与结局的单纯政治事件，忽视了其作为一个长期而缓慢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事实上，就描述与概括西塞罗时代到奥古斯都时代罗马历史的复杂变化来说，相对于“罗马共和国灭亡”这一易于产生误导的传统术语，“罗马共和国的转变”这一术语可能更加准确。因为它借助新文化史的长时段视角，将视野拉长，不再将共和国灭亡理解为一个孤立而单纯的政治事件，而是一个漫长转变时代的内在构成部分，重视延续性与渐变性，从而有助于理解罗马共和国与帝国之间的纠缠、混沌状态，更加贴近历史真相。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罗马共和国后期政治暴力及治理研究”（23BSS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