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各类数字平台成为数据服务的基础设施、信息传播的中枢神经和媒体融合的依存力量，社会舆论状况也正在由以工业化的媒体供给主导转为后工业化的平台主导以及多元主体共生。在这个背景下，社会舆论的平台化趋势加速，信息生成和传播的不确定性、隐匿性、计算性日益凸显，导致传统的舆论治理模式面临挑战。相较传统媒体机构，自媒体在技术、商业、文化乃至政治上的更多可能性，使其成为驱动平台时代的舆论变化的重要力量。这也促使我们建构一种自媒体的政治经济学，以更好地把握公众与平台之间正在形成的传播权力关系。

　　舆论平台化与自媒体崛起的逻辑

　　舆论平台化指的是社会舆论被数字平台中介乃至建构的过程，主要特征是构建出了一对相互依存的力量，即中心化的计算体制与分散化的用户实践，两者通过数据化连接起来，并实现了不平衡的相互赋能。在以自媒体为代表的用户参与繁荣发展的同时，平台的垄断性和统治力得到加强。理论上，平台具有调节内容生成和关系建构的能力，对用户行为有显著的干预乃至控制潜能。但用户传播实践的游猎性，内容产品的变化性，以及平台治理的保守性，确保了平台之于用户的客观性与公共性的身份认知，导致了一种有序中的无序传播格局的出现。换言之，平台依托用户参与实现数据和算力储能，用户借助计算服务以实现数字化生存。两者在供需关系也就是经济意义上是匹配的，但却通过传播效果外溢深刻地影响了日益数字化和虚拟化的社会舆论场。恰恰是在这个背景下，在平台与用户之外，政府成为调节这一经济逻辑引发的传播问题的规制性力量。例如，“10万+”既是一个传播效果的表述，也是一个流量经济的证明，更是一种信息治理的方式。

　　自媒体的崛起是舆论平台化的显著表现。首先，自媒体是平台商业生态的主要构成性力量，通过规模化和网络化的内容生产为平台发展搭建起数据和产品基础，这一商业范畴正在从传统的媒体经济融入更大范围的数字经济。其次，自媒体是平台的社会舆论表达方式，主要特征表现为交互性、圈层性、瞬时性，往往形成复杂互动的舆论链条，以及充满不确定性的舆情气候。再次，自媒体是舆论调节和治理的重要手段，特别是拥有较大关注者群体的注意力生产者（或称网红）或拥有较强议程和观点设置能力的关键意见领袖，已经成为平台时代舆论治理的关键力量，这也是国家治理平台化转型的有机构成部分。因此，自媒体的崛起既是社会公众自我和群体表达的需要，也是平台经济仰赖大众参与和灵活积累的经济结果，更是实现舆论治理的重要手段，得到政府、企业、个人等利益相关方的认可。

　　自媒体政治经济学的关键问题

　　基于以上所述，在舆论平台化时代，一种自媒体的政治经济学解释可以被总结出来，以超越单一的媒介中心主义思维，观照用户、平台、舆论之间的复杂互构关系。在平台研究的视野里，自媒体不仅是媒体，更是一种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以及数据与算力的供给者，而且在领域、立场、能力、影响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目前，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解析自媒体及其对舆论的影响，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自媒体是一种内容生产力，因而获得平台经济的赋能。“人人都是媒体”这一隐喻对传统的新闻业而言代表一种反权威的声音，给传统的新闻把关机制和舆论引导方式带来结构性挑战。与此同时，将公共表达的合法性转移至数字平台，进而弱化了其商业本性。但对数字平台而言，自媒体传播更似一种数据劳动，相比内容的主题和倾向，数据产能和用户关系则变得更为重要。自媒体所引发的舆论乱象乃至针对特定利益群体的舆情风险与危机，首先关涉内容生产力的提升问题，其次才是可能的舆论失序所引发的复杂影响。这也解释了平台在舆论治理问题上的内在矛盾：既是孵化者也是治理者，导致了数字平台在管理中的游离不定。

　　第二，自媒体是一种权力发生器，实现了对特定声音的放大。看似多样的自媒体声音往往遮蔽了新的权力集中的趋势。多样的声音可以表达出来，但不会被同等多样地听见。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对于在内容生产上并不活跃或称“沉默的大多数”而言，什么样的主体及其声音更具有传播力和动员力？虽然大众传播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但自媒体兴起何尝不是新的少对多的大众传播，只是这一新型大众传播模式更强调活跃的行动者及其与平台之间的协作关系。自媒体话语往往借由反传统媒体这一集中化权力而获得合法性，却全然忽视或掩盖了其自身逐渐形成的新的传播权力中心，并开始寻求新的权力空间。

　　第三，自媒体是一种传播分化剂，隔断或折叠了虚拟舆论场。如果上述分析聚焦于自媒体权力体系的上游，也就是少数具有大众传播力和动员力的顶端用户，那么这一部分则更关注更广泛的大多数账号，及其所构建的日益分化乃至隔断的虚拟舆论场。这看似是公共舆论，实则是属于特定群体的折叠后的舆论所引发的公共性想象，正在成为一种自媒体传播的常态。在算法技术或者服务和绑定用户的商业动因的加持下，这一舆论场的隔断性变得更为精准。从茧房到回声再到折叠，自媒体所构建的舆论分化趋势正在越走越远，与顶端用户所构建的新大众传播共同构成了自媒体舆论场的新格局。

　　面对复杂多变的自媒体传播现状，仅从媒介逻辑入手分析显然是不够的，更容易陷入自由主义与否的意识形态二元论之中，并容易被去语境化和忽视主体差异的公共领域理念所掌控。在这个平台商业生态重构社会舆论的时代，我们需要一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深入解读自媒体舆论变化背后的商业动能、用户分化，并努力打破一种对舆论天然具有公共性价值的想象。如今，平台模糊了舆论与产品的边界，也消弭了生产与消费的隔阂，自媒体崛起呈现出重建权力中心和分化社会公众的双重趋势，如何重建一种平台时代的新舆论观，如何依托新兴主体推动舆论共治，构建一种平台化治理的新模式，应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关键问题。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