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记者如约来到养老院拜访了著名经济学家、湖北省首批“荆楚社科名家”夏振坤先生。他身体健朗、耳聪目明，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通过网络购买日常所需，大大超出了我们对这位年过九旬老人的初步印象。

　　夏振坤是终身学习的典范。鲐背之年，夏振坤仍然关注社会的各种新变化和国内外学术动态，潜心探索与现实有关的重大问题，陆续出版多部专著；他依然坚持每日读书思考、做笔记、撰论著，目前未刊著作已有数部。仅在养老院生活的这几年里，他陆续撰写论著30余万字。用夏振坤的话来说，他的“黄金时代”是在“古稀”之后的“老来少”岁月。

　　紧跟改革发展实际开展超前研究

　　1928年，夏振坤出生于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中学时多次跟随母亲逃难。苦难的岁月让他自幼就萌生爱国报国的人生志向，并积极地向中国共产党靠拢。1948年冬天，在白色恐怖下夏振坤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纲领和联合政府的主张，使我有拨云见日之感。我誓言永远跟党走，绝不是‘随大流’，而是出于我的切身体验作出的自觉选择。”在汉口六渡桥茶馆里，秘密宣誓入党的历史性瞬间，一直深深地镌刻在夏振坤的心里，至今依然记忆犹新。后来，虽多年身处逆境，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毫不动摇，仍然不遗余力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夏振坤救国兴邦的愿望十分强烈，凡是有关中国经世济民的问题，他都感兴趣；只要精力所及，他都愿意钻研一番，以求究竟。夏振坤认为，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应把个人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紧跟我国农村改革实践，深入开展实证、超前研究。

　　1956年，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结合当时全国轰轰烈烈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华中农业学院学报》发表了《论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随后，他又运用农村经济学专业知识关注家庭副业，在《湖北日报》发表了《为什么不能轻视家庭副业》。南昌师范学院原校长张艳国说，以此为开端，夏振坤日后的学术研究围绕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这两个维度展开。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夏振坤积极投身到反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大讨论之中，在关于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取向，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阐释与宣传中，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1992年，党中央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整个神州大地再次激发出生机与活力。在关键时刻，夏振坤以极大的理论气魄在《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发表了《计划、市场与经济发展》一文，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

　　夏振坤运用历史性、整体性眼光考量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国家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论证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离不开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种经济手段，提出不能排斥市场的社会作用，需要运用市场的手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他强调，在中国研究和设计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具体形式，应当考虑几个原则性问题，做到排除两者的弱点而充分吸纳两者的优点，将立体性、交叉性与网络性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立体交叉网络模式”。

　　认识到农村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土地制度后，夏振坤结合理论和现实论证提出“集体所有、三权分离、自由租赁、联片种植、股份合作”的中国农地制度改革模式构想。其主要思路是：在农村土地所有权（田底权）、承包权（田面权）、使用权（经营权）“三权分离”的基础上，推行土地“田面”有偿自由流转，发展规模化联片种植，最终向股份合作方向进一步升华。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邹进泰感叹道，1992年，夏振坤提出的中国农地制度改革模式构想非常了不起，比2016年中央正式提出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要早24年；同时，他还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提出了股份制改革方向。他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比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早13年，而且同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高度契合。

　　将长期积累的理论经验付诸实践

　　担任农场管理者的经历，让夏振坤有机会将长期积累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付诸行动。20世纪70年代，夏振坤被派到华中农学院农场工作，担任计划组组长，负责农场的计划生产。他从安徽凤阳小岗村分田到户改革的报道中受到启发，把经营权下放到各生产队，推行“三包一奖”，即包产量、包成本、包盈利，超过就给予奖励。“农场的生产力瞬间被激活了，一年下来利润过了20万元，成为全国同行业第一，效益一年比一年好。”由于经营有方，夏振坤先后被任命为农场副场长、场长，16年的农场工作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光搞理论是虚的，农场的经历让我把虚与实很自然地就结合在一起了。”夏振坤说。

　　推进“中部崛起”是党和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之一，夏振坤是其主要首倡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时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的夏振坤认为，除了珠三角、长三角两个板块的崛起，中国还必须在中部形成强劲的增长极，才能腾飞。湖北是中部大省，基础比较好，又是老工业基地，应该有条件比中部其他省份发展更快一些。他带着五六名学者南下，到广东、海南、湖南等地考察。他们调研后提出，湖北要采取“东引西进、南联北合”策略，形成中部崛起新态势；同时，要积极探讨中部数省如何形成互联互通的综合性联合体。

　　“当时，各个地区都在积极谋求地方发展之路，我们立足全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提出豫鄂湘三省‘华中合纵战略’，认为要走活全国经济这盘棋，需要一个具有高经济质量、强大内聚力和外张力的华中经济群团。”夏振坤说。1998年，他们又提出“中部结团跨越战略”，倡导鄂、豫、湘、皖、赣五省结成中部经济联合体，直接与国际经济接轨，快速形成中部经济发展极。

　　夏振坤介绍，关于中部崛起的设想包含三个层次的城市圈：其一，以武汉周边市区为范围的紧密城市圈；其二，以武汉为中心，包含宜昌、岳阳、九江、信阳等在内的二级城市圈；其三，由中部五省省会城市组成整个中部意义的大城市圈。通过三个城市圈整合发展，实现中部地区经济整体发展。在他看来，中部崛起应该在体制改革、机制转换、发展道路与增长模式上创新，真正探索出一条符合中部地区特点的发展模式，构筑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经过多年探索实践，他的一系列研究构想与国家“中部崛起”战略高度对接。

　　进入21世纪，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驱动，在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排序中，中部地区经济增速最低。继湖北之后，江西、河南分别提出“中部崛起”“中原崛起”战略，且呼声越来越高，引起国家重视。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经过17年的发展，“中部崛起”由湖北省发展战略扩展为中部多省发展战略，由区域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

　　多维角度综合探索现代化道路

　　“国家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夏振坤对记者说。随着国家发展阶段不同，他的研究视域也随之转移。在学者使命感和个人兴趣牵引下，20世纪90年代初，夏振坤将“一切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作为自己的治学目标，立足于从社会主义制度角度探讨中国现代化问题；着眼于现代化的国际经验，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学理新路径。

　　“农业的现代化决不仅仅是技术改造问题，而是经济改革与社会变迁的过程，更是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过程。”在夏振坤看来，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发展“多元体、开放式，以小城镇为中心，区域市场为基础，专业化批发市场为纽带，同全国统一市场相对接”的农村市场模式，以及“多元化、蛛网形、层次式”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他认为，农村改革与发展要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进农业现代化，使农村繁荣富裕起来”的基本目标，分三个步骤推进，通过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力合理组织—技术革命来实现。

　　在研究现代化问题时，夏振坤十分注重发掘文化价值，这极大地拓宽了他的研究视野和境界。夏振坤倡导用“经济文化人”来代替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并将“经济文化人”运用到现代化建设研究之中。“文化会从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模式选择三个方面制约经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是‘基因’与‘个体’的关系。”夏振坤表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关键在于合理扬弃；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批判地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充分吸纳人类一切先进文化，逐步形成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三位一体为核心内容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开放的中华现代文化。

　　南昌大学教授朱虹表示，夏振坤不是静止地就现代化论现代化，而是善于采用系统论方法进行研究，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当代世界时代化大潮流中一个有机的巨大能量场的扩展进行考察；不是孤立地就经济现代化论现代化，而是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多维角度来综合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是局限于探讨现代化的硬指标，而是从现代化的价值取向、思维范式和战略策略的宽广层面，深入探求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理念与对策。

　　立足国情寻求发展的“特殊模式”

　　农业发展既是一个世界性课题，也是中国发展绕不开的重大前沿性问题。夏振坤迎难而上，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就开始思考农业发展系统的问题。

　　在夏振坤看来，从系统论角度，可以把农业的众多要素细分为资源开发、生物生产、经济增值三个基本价值功能团，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关联，形成了一个三维空间结构。他说，“三维农业”结构模式以系统论为基础，有利于将农业作为一个“生态—经济”整体系统来考量，并按照系统科学思想来把握其本质规律。

　　在总结我国农业发展30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农业发展的结构模式进一步开展动态的、多层次的考察，夏振坤提出了“矩阵模式”的总体设想。他认为，我国农业发展模式是动态的、多阶段的、多层次的“模式集合”，包含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模式，即适应农业、生态农业、立体农业、农工一体化，及各自的多层次模式；同时，每一个生产力的阶段模式中，又包含生产关系的多层次经营模式，即庭院经济、家庭经济、合作经济、村镇经济及各自的多阶段模式。在其专著《中国农业发展模式探讨》出版之际，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致信夏振坤说：“这是一本能跟上我国农村飞跃发展的书，它也预示了中国农村在21世纪要走的路。”

　　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国，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发展问题。夏振坤57岁时，一次偶然的机缘接触到了发展经济学，这令他欣喜无比，深信“这个理论正是中国需要的解药和良方”。至近花甲之年，夏振坤开始学习西方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

　　相较而言，西方发展经济学教科书就经济论经济，对于一些像中国这样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涉猎太少，也不大注意经济以外的大环境和历史对发展的影响。夏振坤认为，新发展经济学更应立足于特定国家的具体国情，寻求其发展的“特殊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逐步积累探讨出具有一般规律性的东西。由此，他萌生一个念头：以中国这样的古国、大国为蓝本，从文化、政治、哲学与历史背景等多维视角切入，联系实际来探讨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进而打开理论视野。此时，他已经75岁了。历经10余年，夏振坤终于写完47万字的专著《发展的多维视角——反思与前瞻》，2014年6月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不能就发展论发展，要综合分析，运用先全局、后局部的系统方法，从发展与环境的有机联系中来探讨经济发展问题。必须扩展研究视野，同时更要增加研究工具，不仅要借助已有的渠道经济学，还要与演化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结盟。”夏振坤向记者强调了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他说，通过灵活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让他发现了很多新问题，提出了很多新观点。张艳国表示，越是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夏振坤越是跳出经济学的传统视野和方法，把经济问题研究引向哲学、政治学、文化学、历史学，乃至现代科技领域，寻求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途径与方法。

　　做有思想穿透力的学问

　　采访当天，和煦的阳光柔和地洒在养老院里的绿植上，偶尔有工作人员推着轮椅上的老人散步。夏振坤斜靠在大厅内长沙发的一角，与记者畅谈近期研究的观点和感想。他说，生产力的外延包括微观生产力、中观生产力、宏观生产力三个（历史）阶段。其中，微观生产力，指一个企业内部的生产力；中观生产力，指突破企业内循环，进行“企业集群”间的分工；宏观生产力则是突破企业、企业集群等局限，在更大的社会组织乃至国际上进行专业化分工。他表示，这种宏观生产力也可以从今天的交通和健康中看出端倪。这些“全民工程”如果不突破私有制的企业、企业集群等限制、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资源调配是无法实现的。

　　在夏振坤看来，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社会财富充分涌流”，只有当生产力能达到“充分涌流”的条件时，才可以说是“生产力达到了公有经济的需要”。这个“充分涌流”应该是“智能化生产力”+“宏观生产力”的生产力的发展质量和程度才可能承担的。

　　展望未来，他表示，随着生产力的革命性跃升，特别是生产力中“人”的进化，即由“自在之人”进化为“自觉之人”后，人的生活方式必将发生空前的变化。那种变化，就是朝着流动化、社会化、网络化、非垄断化的方向发展。生产力的各个要素——包括生产工具、生产对象、多能人，都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那时，人类社会、整个世界将是又一番崭新的面貌！

　　访谈中，夏振坤声音洪亮，偶尔配合一些手势，眼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不时有人从沙发旁经过，他丝毫不受影响，思路清晰、逻辑缜密，观点前沿新颖、视野开阔，令人有登高望远的开阔感、获得感。顺着他的思绪，一定会进一步有拨开云雾、洞悉更遥远的未来之感。这或许就是思想的力量！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徐勇评价说，有的人很年轻，但他的思想已经老化了；有的人很老了，但他的思想还很年轻，夏振坤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值得我们尊敬的思想者。

　　回首往事，夏振坤既有遗憾，也有慰藉。遗憾的是，在风华正茂的岁月没有机会做最想做的事，蹉跎岁月；慰藉的是，在年华犹如日过正午后，国家建设的时代洪流又赐予了他一展夙愿的良机，令他大展宏图。他强调，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有历史发展主轴的洞察力，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所作为。他殷切期盼青年学者铭记作为学者的社会责任心和科学良心，深入中国现实，运用过硬的第一手资料扎实研究问题，做有思想穿透力的学问，传递有学术影响力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