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华侨华人史研究，简言之，即是对于中国人跨国迁徙活动特别是华侨、华人及相关问题进行的专门考察和探讨。1898年10月，因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海外。其后，通过在海外十余年的工作和生活，他不仅对海外华侨华人社会有了亲身体验，而且对华侨华人的处境和地位、与中国的关系和对中外交涉的影响都有了更为全面的思考和更深入的认识。梁启超通过书信游记、政论建议、人物传记等，留下了诸多关于华侨华人的考察和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不仅是开创中国华侨华人史研究的奠基之作，而且对后世相关领域研究产生了多方面影响。

　　密切关注华侨华人命运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正式以法律形式对中国移民进行各种限制和排斥。1897年，梁启超在了解到中国移民因《排华法案》而遭受日益严苛和不公正的对待后，致书时任驻美大使伍廷芳，即《致伍秩庸星使书》，从美国下层白人劳工的利益之争、赴美华工自身素质低下两方面，分析了美国《排华法案》实施的缘由，并提出了“立孔庙”“兴书院”“设报馆”“联公会”“劝工艺”等改良海外侨社文化习俗、提高华工文明素质的具体建议。这是梁启超关注华侨华人问题的缘起。

　　1903年3—11月，梁启超赴北美游历考察，对在美华侨华人受到的歧视和排斥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和认识。次年，他根据此次出访日记，整理出版了《新大陆游记》一书，该书的附录一为《记华工禁约》。在该文中，他从美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利益需求和民主、共和两党党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揭示了中国人移民美国及《排华法案》出台的历史背景，强调了华侨华人为美国西部开发所作的巨大贡献，列举了美国移民当局苛刻欺凌中国移民的情形，并结合中美双方所签条约，批驳了《排华法案》的内容。同时，他提出了用抵制美货的办法迫使美国改变对华移民政策的见解。

　　1905年，梁启超发表《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和《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其主要看法是，中国海洋商贸的开拓先驱曾经活跃于南海区域诸国，因而无论从人口分布、地理交通还是历史关系来看，华侨华人都在东南亚形成了可与西方殖民势力相抗衡的优势。这被认为是首个关于华侨华人地位和历史作用的理论，即“华侨殖民论”的正式提出（在当时的语境中，华侨“殖民”意为“移民”）。由于《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是对中国人海外移民历史的首次梳理，因而有学者推崇其为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首创之作。当然，也有人认为《致伍秩庸星使书》或《夏威夷游记》（1899）、《记华工禁约》是最早涉及华侨华人研究的论述。这实际上更彰显了梁启超作为中国华侨华人史研究开创者的地位。

　　自明代开始，关于中国人迁徙海外的记载就不断出现于各种奏折、报告、地方志、游记和小说中。自1866年起，荷属东印度殖民政府开始有了关于华侨华人秘密会社和商业制度的研究专著问世。因而，从国际视野来看，梁启超并非是以华侨华人为对象进行专门考察、记述或研究的第一人。但与其复兴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思想理念及政治追求相一致的是，他无疑是从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视角全面审视华侨华人在海外情形及其对于中国积极意义和作用的第一人。

　　主要涉及四个方面

　　除了对华侨华人在海外遭遇排斥处境的关注以及对于这一群体有助于中国国力发展的期待外，梁启超的华侨华人史研究还涉及了华侨华人社团组织、华侨华人的经济活动以及与华侨华人相关的中外交涉问题。

　　关于华侨华人社团组织的情况，梁启超的《海外殖民调查报告》描述了加拿大华侨华人的总数及分布，侧重于英属哥伦比亚省维新会的情况，特别是对其选举和运作过程进行了介绍，认为已与西方国家的政党无异，是中国本土尚未出现的新气象。在《新大陆游记》（第三十九节）中，他又对美国华侨华人社团组织进行了分类研究，揭示了其内部运作情况，评价了其社会影响。他认为华侨华人社团组织显示出海外侨社帮派众多、山头林立，且时有利益纠葛和矛盾争斗，是华侨华人无法有效团结力量且不利于形成共同民族、国家意识的表现。

　　在《新大陆游记》（第三十八节）中，他对美国华侨华人的经济活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统计分析，认为中国人虽然有着较强的经商能力，但其商业经营局限于华侨华人社会，尤以餐饮业、洗衣业和零售业从业者最多，收入在当地普遍处于中下水平，当时还很难融入美国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这些考察报告或游记反映出梁启超对当时华侨华人在海外生存发展状况持续且全面的关注，也为后世推进华侨华人史相关问题的研究留下了难得的一手资料。

　　关于如何处理华侨华人涉及的中外交涉问题，梁启超在《记华工禁约》中就表达了运用外交手段维护中国移民合法权益的看法。为支持于1905年5月爆发的抵制美货运动，梁启超又撰写了《抵制禁约与中美国交之关系》一文，从国际法和国内法角度阐述了抵制美货运动的合法性，并再次主张通过在中美贸易上对美国实施制裁，迫使美国改变针对中国人的移民政策。

　　总体来看，梁启超对华侨华人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方面：一是美国排华问题及相关中外交涉，二是华侨华人史缘起，三是华侨华人社团组织，四是华侨华人的经济活动。相应地，他也奠定了华侨华人研究的主要思考方向或选题视角：一是关于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二是关于华侨华人遭遇的排华歧视，三是关于海外侨社自身及华侨华人在当地的发展，四是国际关系中的华侨华人。

　　梁启超通过华侨华人史研究的开创，将华侨华人置于重要而独特的地位。这既基于他本人因流亡海外而成为华侨且置身于这一群体广泛联系和深耕经营十余年的经历和立场，也是他致力于中国变革图强的政治追求所形成的视野和格局。

　　值得回顾与思考

　　从华侨华人史溯源角度来看，《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等著述的主要意义并非是所谓“华侨殖民论”的提出，而更多在于揭示了华侨华人在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全球化早期的分布形态和所作所为。因而，华侨华人史研究是可以将中国史、相关区域国别史和全球史联结起来的一个独特视角，也是物质文化史或文明交流史考察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自隋唐开始，以瓷器、丝绸外销为代表，中国的海洋贸易日趋活跃兴盛。至宋元时期，形成了以泉州为中心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明朝中叶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前，中国因而成为“接力式”海洋贸易或“区域性”全球化的组织者和发动者。明清两代，东南沿海地区民众也一直是海洋商贸中自发的活跃力量。虽然在晚清“华侨”概念出现之前，他们通常只能被冠以“海商”“私人（民间）贸易”“武装海商集团”“走私贸易”“海盗”，乃至“倭乱”等标签，但他们的确是大规模“契约华工”出洋之前中国跨国迁徙和对外贸易的主力军。只是由于明清统治者闭关保守，并对华侨华人前往海外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严酷打压，当时的中国不仅失去了海洋商贸中的主导地位，而且失去了主动融入工业革命引发的近代全球化的机遇。

　　梁启超既关注到了海上丝绸之路特别是大航海时代开启以来华侨华人活跃于海洋商贸活动曾经创造的辉煌，也对中国逐步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程中华侨华人遭受的排斥、歧视等经历进行了客观理性的分析和积极主动的应对。其开创性的研究，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和探究华侨华人史起源、华侨华人在早期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隋唐以后愈发活跃的海洋商贸活动对朝代更迭和社会变革的影响、中国与近代世界体系的关系等，都是值得再度回顾与思考的。

　　（作者系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