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社会生产出现一种智能化、无人化的新趋势，“机器换人”的生产革命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形成了新的理论挑战：人工智能的“劳动”是否创造价值并成为价值的源泉。国内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甚多并基本坚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人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而人工智能则被视为人类劳动的产品，所以只能“转移”而非“创造”价值。为此，我们只有从创造“人工智能”的人类劳动出发，来进一步理解人工智能是否成为新的价值源泉的问题。

　　“一般智力”是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中提出的重要概念，意指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所呈现出的社会总体智力水平。一般智力的发展蕴含着超越资本主义的解放潜能，这种解放图景是在一般智力与劳动相分离的条件下绘制的，二者的重新融合则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可是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随着资本主义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一般智力与劳动的重新融合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一种新的经济范式在信息通信技术（ICT）革命的推动下形成了，其中“提供服务和掌控信息是经济生产的核心”。随着经济范式的转变，作为资本主义财富源泉的劳动也在ICT革命所推动的交往形式的革新中经历了一般智力与劳动重新融合的深刻变革。与早期工业时代不同，当代的资本积累对于劳动力的素质有更高的要求，劳动者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只是作为机器的附庸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而是必须作为生产过程的主角，熟练地运用数字通信技术与网络设备。随着教育的大众化与职业培训的普及化，一般智力与劳动就在后工业社会而非共产主义社会重新融合。

　　奈格里与哈特等学者敏锐地捕捉到资本主义的这种新变化，并且为了理解这一变化，他们以一般智力概念为切入点，创造性地提出“非物质劳动”概念，以描述后工业时代劳动形式的新变化。看来，非物质劳动是从产品的非物质性角度来界定的，主要包括智力劳动和情感劳动。一种新的时间格局便呈现出来了，生产时间与生活时间现在不再明确区分而是相互融合，非物质劳动时间变得不可度量。同时，非物质劳动也具有不依赖于交换的直接抽象性，这使非物质劳动“向着抽象劳动的位置发展”，而这种抽象性指向了劳动的均质化。随着生产的计算机化，劳动“可能完全涉及同样具体的活动——控制符号和信息”，“具体劳动的异质性已趋于减少”。具有直接抽象性的非物质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了一种区别于物质劳动的时间格局，身处其中的“抽象劳动”（即非物质劳动）的时间已经变得不可度量，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也因此受到挑战。

　　虽然劳动价值的时间尺度失去了效力，但“社会生产力和价值的度量仍是资本主义市场所需要的”，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的运行离不开交换的同一性法则，否则资本主义体系将处于失序的危险之中。但在劳动价值不可度量的情况下，量化又何以可能呢？非物质劳动所生产出的“知识、语言、符码、信息、感受”，这些可共享的非物质产品有赖于非物质劳动的自主协作，其“社会组织越具有自主性，它的生产力就越高”。在非物质生产的背景下，劳动的自主协作性表明资本已经丧失先前所承担的生产性角色（如组织生产协作），它不能再直接介入生产过程中，反而只能作为“看客”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

　　追求价值增殖的资本家在面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潜在自主协作力量”时似乎有两个选择：一是采用人工智能（如“无时不在”的AI监工）等最新的技术手段去监禁他们；二是拥抱工人的自主和协作潜力，承认这是价值增殖与提高生产力的关键，同时努力控制它。这两种选择分别指向生产领域的技术修复与交换领域的金融修复，二者都是资本量化劳动价值的尝试。然而，尽管资本家面临着不同的选择，但实际上只有第二种选择才是切实可行的。第一种选择（以数字泰勒制为代表）会伤及工人的主体性，使其创造力受到限制，从而影响到生产力的提高与利润的获得。但第二种选择又会使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从生产的内部退居外部，劳动获得了相对的自主性，而资本只能从生产的外部通过金融手段来“抽取”共同性的价值。

　　金融的崛起就与非物质生产的出现息息相关，前者实际上为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新秩序的可能性。金融资本可以借助金融衍生品的复杂转换网络在计算性上量化共同性的价值，从而创造利润。随着衍生品“定价系统越来越人工智能化”（如AI衍生品定价系统），价值不可度量的人工智能就将成为资本的价值度量机制的强力技术支撑。为了在劳动价值的客观时间尺度失效的情况下创造价值度量，金融资本所要做的就是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手段构建一个独立于现实生产的资本虚拟世界，使得非物质劳动产品的不可度量的价值被强行量化了。

　　英国学者皮茨认为，非物质劳动所带来的不是可度量性危机而是可度量性难题。奈格里和哈特的错误就在于误解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将非物质劳动（抽象化的具体劳动）直接等同于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所以才会将价值的度量与生产领域的具体劳动时间而非交换所构建的抽象劳动时间相挂钩。

　　皮茨认为，由于价值生产的设定，资本主义实质上是一个从生产到交换的整体性的劳动循环抽象机制，以至于劳动还未开始就已经具有了“抽象”的形式规定性。以创意劳动为例，公司的财政利益“使得工作生活金融化，并在新技术的严密监控下，为每一分钟的劳动时间引入了投资、预算、度量和货币价值的逻辑”。在此意义上，技术修复与金融修复就具有了资本意义上的内在统一性，所以毋宁说是金融与数字泰勒制的合谋，在生产与交换之间创造了度量的可能性。这样看来，资本主义并没有陷入可度量性危机，反而借助于新技术创新了劳动的抽象机制。借助于人工智能在生产和交换领域的应用，资本主义实际上创造了一种时间的技术还原机制，重构了一个对劳动的社会度量与通约机制，使其可以解决“非物质劳动”所带来的价值度量难题，重构其价值的同一性法则，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指向了这种当代资本主义的深层技术价值重构。

　　今天，人工智能已经从早期的数理逻辑推理、自然语言处理的科学领域与其后的金融领域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机器取代人的社会化、无人化社会生产革命对传统劳动力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这实际上是马克思“自动的机器体系”这一现代装置所具有的社会运动与社会权力机制的当代再现，“产业后备军”是“机器体系”的一种直接的社会权力效应。人工智能在生产与交换领域的广泛运用表明，一种作为劳动主体的“人工智能”的出现并不必然意味着价值与劳动关系的断裂，反而表现了资本主义为维持价值与劳动关系的技术努力。只是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中介，资本家直接规避了其和劳动者之间的剥削关系，一种“中立”的劳动者貌似可以替代人完成价值的创造，而实际上是对劳动价值的一种新的确认——人工智能创造的不是价值，而是价值的社会度量机制。人工智能绝非只是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是资本主义为应对劳动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而带来的价值“度量危机”所创造的一种技术社会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回答了当代资本主义技术变革的深层政治经济学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