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有很多有趣的现象，以及很多值得思考的话题。例如，明代状元的别集中，多收录殿试策且置于突出位置，却有意识地不收八股文。策和八股文同样是科举文体，何以有如此不同的待遇？诸如此类现象和问题，单纯从文体或文学的角度难以索解，需要置于广阔的多维的历史背景中，方能有切实的认识和理解。

　　2016年7月，陈文新教授主撰的《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一书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解决了明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些疑难杂症。陈教授认为，明代文学的发展既有文学自身的内部原因，又与政治、经济、文化有关，其中科举文化生态对形塑明代文学风貌发挥了显著作用。2023年底，经由福建师范大学王兵教授的翻译，该著英文版在国际著名出版社施普林格•自然旗下的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向英语世界传递中国学者的声音。那些曾经阅读领悟过的观点纷纷在另一种鲜活的文字中呈现，再次激起我的阅读冲动。

　　该书讨论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的关联，特别突出了与集部相关的内容，包括以下五个版块：

　　第一章讨论明代馆阁文人的生存样态与文学事业。从三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是明代馆阁文人的文学活动与身份意识，侧重考察明代文学侍从的生存样态及其身份意识在文学活动中的呈现；二是明代会元别集所见“馆阁写作”，即明代馆阁文人职务范围之内的写作；三是明代会元别集所见馆阁文学，即他们职务写作之外的诗歌和文章。其中第一个方面带有总论性质，后两个方面以明代会元别集为例，考察馆阁文人的职务写作和非职务写作。

　　第二章讨论明代文人的科举背景与流派意识。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明初文化格局中的地方儒学与台阁文风，以永乐至天顺年间的台阁体为中心；二是明代南北取士之争与前七子的崛起，以弘治、正德年间的前七子为中心；三是“嘉靖七子”的科举背景与流派意识，以嘉靖、隆庆年间的后七子为中心。台阁体、前七子和后七子，是明代文学进程中最重要的三个流派。以这三个流派与科举背景的关联为切入点，旨在以点带面，梳理科举背景与文学流派之间的复杂因缘。

　　第三章讨论明代状元与明代文学。包括三个侧面：一是从状元选拔及其仕途看文学在明代科举中的地位，这里的“文学”指的是大文学或杂文学。二是从状元文风看明代台阁体的兴衰演变。状元文风作为馆阁文风的一部分，从文坛主流逐渐滑向文坛边缘，这与明代馆阁的社会文化影响力的走向是同步的。三是明代状元别集的文体分布。在文章中，赠序类、碑传类、书牍类数量最多；在诗歌中，近体诗尤其是七律备受青睐，词曲则相对受到冷落。

　　第四章讨论明代的科举文体与明代社会。主要涉及策论和八股文，这是明代最有影响的科举文体。关于策论，作者提出，殿试策论涉及的问题，通常与特定的时代背景、政治情势直接相关，对朝廷决策尤其具有不容忽略的导向作用。关于八股文，作者考察了明代八股文与思想文化进程的关联，发现洪武至弘治年间，八股文谨守程朱传注；正德、嘉靖以降，心学逐渐渗入八股；隆庆、万历以降，佛道思想杂入八股。由此可见新思想影响了八股文的创作，而八股文的创作又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明代思想文化发展的脉络。作者进而提出，明代八股文对儒家经典常有体贴入微而又新意盎然的见解，拓展和丰富儒家传统是明代八股文的重要价值。

　　第五章从政治与文学的双重视角考察明代科场案。作者提出，科场案当事人大多失去进入台阁郎署、争锋主流文坛的机会，被迫在山林市井中另辟蹊径，客观上丰富了明代中晚期的文坛风貌，唐寅、王衡等人是其中的典型个案。

　　正因为深入科举与文学互动的历史情境之中，该书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往往能够摒除成见，从而具备“了解之同情”。例如，馆阁文人及其作品，往往被概之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等评论；而事实上，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雍容大度的气象和高华典重的辞藻，往往也不可或缺，相关作品的风格、功能，其实与《诗经》的“雅”“颂”相近。馆阁文人的“朝廷大制作”以及“应世之文”，由此应该纳入文学史的视野之内。像这样的解读，回归了历史情境，有助于调整明代文学研究的格局。

　　回到本文开头举的例子，该书给出的答案是：状元策和八股文的不同待遇，源于策的资历深，且属于“经济之文”，而八股文不仅资历浅，而且难以表达个人见解，形式方面的限制又太多，其地位自然高不起来。诸如此类的解读，立足于文学和科举的原生态，有助于深化对明代文学现象的认识。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