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类而言，“逝去之物”总具有独特的魅力。人们难以遏制对“起源”的遥想，并做出夸父追日般的追问。考古发掘让早已湮灭的文明再见天日，通过窥探遗迹的里里外外、角角落落，用发现的物证来佐证自己的历史想象。文物既旧也新，它不仅可以证实或证伪我们那些关于历史的记忆和想象，更重要的是复活了被遗忘之文明的璀璨艺术，让那些不可替代的美再次绽放。透过文物，我们也能感受到古老文明生命的脉动，那些我们曾认为互相隔绝的古老遗迹，竟有那么多“心有灵犀”之处。不同文明之间以及同一文明的时代之间生生不息的交流与关联，说明在共生中交流、交融是文明和艺术的本能。

　　空间的呼应与溢出

　　空间的限制无法阻绝文明之间的“心有灵犀”。就像文物展中经常能看到造型奇特的文物，比如两件不能正常使用的杯子，一件是庞贝古城遗址出土的公元1世纪鹿角形来通杯，另一件是出土于中国二里头遗址的青铜爵，它们都是青铜材质。庞贝遗址的鹿角形来通杯没有足，所以无法站立。当然它不是用来正常饮酒的，如若是饮酒也是罚酒、要一口气喝完。在古波斯以及西亚地区，来通是在仪式上使用的礼器，后来也传到了古希腊。当时的人们在祭祀中要举起来通杯将酒一饮而尽，以向神明致敬。青铜爵是影视剧中常见的饮酒器，但历史中的青铜爵只用于礼仪活动。爵中盛放一种用黑黍加郁金香草酿成的鬯酒，据记载“芬芳条畅以降神”，这种酒是专门用来敬神的酒。古人喜嗅香气，所以通过加热爵中鬯酒，使其散发出香气祭祀神灵，这种仪式被称为“歆”；“歆”之后再将爵中未蒸发完的鬯酒浇灌到铺在地面的茅草束上，以“灌地之礼”求神，称为“裸”。东西方两件特殊器形的青铜杯状物都用于祭祀仪式，虽分别属于不同的文明，但在遥远的两地承担着相似的功能。

　　两件文物分别来自意大利的庞贝古城遗址和中国的二里头遗址，都有着独立的空间。美丽富饶的庞贝坐落在维苏威火山南麓，在经历了古希腊人和萨莫奈人的统治之后被罗马收为殖民地，之后发展迅速，成为仅次于罗马的罗马帝国第二大城市。公元79年，庞贝一瞬间湮没在维苏威火山喷发的火山灰中，脚下宁静的萨尔诺河成为这场悲剧的见证。1748年，庞贝古城遗迹被发现。当人们再次看到那些生动的壁画、精美的器物和恢宏的建筑，无不感慨当时的繁华，文明似乎就是这一瞬间的定格。

　　历史上关于夏代的记录稀少，在夏遗址被发现之前，人们只听说过大禹治水之后，成为部落首领建立夏。在考古证据较少的岁月中，一些外国学者对夏王朝的存在一度提出了质疑。但随着徐旭生先生的考古队发现二里头遗址，夏文化的历史面纱逐渐被揭开。二里头遗址目前发掘的有已知最早的青铜礼器、代表王权的青铜钺、大量的兵器以及制作精美的玉器等。只有发展到国家等级，才会使用这些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器物，它们的出土让我们更加确定夏王朝的历史。可以说，这些艺术文物证明了夏代礼制文明是高度发展的。

　　在二里头遗址中，考古专家们发现了宫城、道路网络、祭祀区、铸铜作坊等遗迹，并发现这些区域井然有序，具有明显的等级划分。其中，宫殿区规模较大，有点类似“故宫”的功能。这不禁让我们想到文献中提到的“择天下之中而立国”的都城选址标准。二里头遗址位于伊洛平原，属于黄河水系，南靠嵩山，北临太行，所以洛阳自古便有“中国”“土中”“中州”等称谓。二里头遗址在地理位置上有着极大的优势，其文明影响也蔓延甚广，最终遍布九州。可见文明没有受到地理环境的局限，在悄无声息地与外界联动和交互。

　　迁徙中的字与美

　　文明的延续和传播需要某些重要的载体，文化和艺术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形式和内容，就如同文字的使用和传播记录了文明，也传承了文明。而古老的文字和文明之间有着必不可少的联系，我们最熟悉的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自成体系，使用时间也最长。骨、金、帛、笺、纸和电子屏，文字数千年经历了这么多载体，沧海桑田，文脉不移。

　　古老的文字在传承中依附于特定的载体。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厅中有这样一件文物，它是牛的肩胛骨，但并不是一块普通的骨头，上面有数道裂痕，边缘处有残破的痕迹，经历了几千年的侵蚀琢磨，而甲骨上用刀刻的文字依然清晰。我们能辨认出其中几个文字，如“子”“车”等。仔细看，还有一个拱形桥形状的文字，像画的图案，两端还类似于龙头的形状。经过古文字专家的研究，辨识出这是一个“虹”字。这件甲骨上的文字记载了商王武丁占卜询问十天之内是否有灾祸，占卜的结果显示，“有灾祸降临”。占卜后的第八天，从东方涌来一片乌云，天空的东北方顿时昏暗下来。到了太阳偏西时分，天空中自北向南划过一道彩虹，巨大的彩虹被商人认为是一种有两个头的怪物，也可能是两个龙头的巨兽，横卧在大河上就如同在饮水。

　　我们能看到的大量商代后期的甲骨文，已经具备了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可以说甲骨文是一种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文字。相对于竹简等文字载体，甲骨文的功能比较特殊，其内容主要是商王占卜活动的记录，所以甲骨文也被称为“卜辞”。文字的流传得益于文字载体的保存，我们能看到甲骨文的原貌得益于甲骨的保存完好，而竹简等易腐载体导致大量文字材料未能保存至今。我们在仅存的文字载体中寻找古文字的初始面貌，到目前为止，发现带有文字的甲骨十几万片，甲骨文学者们在文字中发现了丰富的内容，包括战争、天气、农业等方方面面。商周时期除了甲骨，青铜器也是汉字的重要载体。我们通常把刻或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铭文、金文或钟鼎文。商代早期青铜器上的铭文字数较少，后来数量逐渐增加，到商代末年我们就可以看到长达40余字记事的铭文。观察这些古老的文字，我们可以发现象形是中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从艺术的角度看，象形文字更像绘画，用笔画概括了物象的形态。因此，概括是文字艺术与生俱来的能力，将具象之物概括为简笔图画，随着载体和技艺的变化而不断演化，凝练出汉字的艺术之美。由于或刀刻或铜铸等手法，铭文的艺术特质是为朴拙，后来更多的汉字被书写在简牍、石刻、纸张以及绢帛之上。载体的脆弱程度非常关键，石刻保存到如今的也大多有些残损，更何况绢帛等材料。目前能见到最早的帛书，是在子弹库楚墓发掘的“楚帛书”。此外，还有汉滩坡带字纸上的墨书，这些墨书最终形成了特有的汉字书法艺术。从铭文的刚毅到墨书的飘逸，物之载体的变迁不但是文字承载文明功能的变化，也创造了独特的艺术之美。至今，汉字仍以书法艺术的形式承载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不断向世界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不断、传承不息。

　　穿越时空的相遇

　　艺术的魅力在于具有时代性，而又能打破时空的局限。1943年张大千创作的一幅水月观音在拍卖会上创造了天价拍卖纪录。这不仅因为张大千个人的艺术水平，而且缘于这幅作品所承载的艺术历史。这件作品是西夏时期榆林窟第2窟中壁画的临摹。唐代周昉在西域文化中吸收创作了“周家样”的水月观音形象，风靡一时；水月观音形象在敦煌壁画中出现了数次，榆林窟第2窟的水月观音是敦煌壁画中最精美的。张大千将西夏时期的水月观音与明清山水画和人物画相结合，临摹出近现代艺术杂糅的面貌。唐代的造型、宋元的神韵、明清的技法、近现代的思维，这些本不属于同一时期的元素相结合，体现在这一件作品之上。艺术的图像呈现出时代的信息，图像的艺术可以打破时间的限制，文化的交融总在进行。

　　敦煌本就是文明交融最伟大的物证。敦煌是佛教从西方传向中原的第一站，而敦煌石窟的开凿远早于中原其他地区的石窟寺。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敦煌石窟艺术的多样性，异域风格浓厚，丰富的历史遗迹让敦煌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璀璨的艺术宝库。敦煌是艺术的宝库，敦煌壁画历史悠久。不同时代的装饰语言风格鲜明，有着强烈的时代特色。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北凉三窟为代表，表现出色彩浑厚浓重、线条粗犷有力、古朴洗练的风格特征；隋代石窟表现出细线条的丰富性，在单调重复的装饰元素上增加了线条的复勾，多采用白色线条作为细节的装饰；唐代石窟整体表现出丰富华美的装饰特征，结构复杂且多变，色彩艳丽，线条繁密；五代及之后的装饰语言表现出新的特征，尤其是元代3窟的壁画体现出宋之后的神韵气质，用中国画的装饰语言表现出了极致的东方美。在敦煌图案艺术中，隋代的装饰语言虽精致却寡淡，和唐代相比显现出早期艺术的灵动之美，在装饰语言的应用上有更多的想象力。艺术在传承和传播中往往会出现时空的碰撞，正是这种时空的碰撞，造就了最生动的韵律。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职员、国家二级美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