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学本质上是域外之学。随着中外力量的消长，中外组织单元的变迁，中国人看域外的世界观透镜也一变再变。如果我们在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长河中，立体地观察区域国别人才，可能会看到一幅不一样的画面，因为他们角色不同，彼此关系位置不同，贡献的知识产品也不一样。国际关系学者、山东大学特聘教授秦亚青认为，就知识体系的构成而言，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应包含三种类型的知识：描述性知识、学理性知识和应用性知识。这里笔者借用他的三类知识分类的框架，基于历史整理归纳区域国别研究的三种知识贡献模式及其相关流派。

　　第一种是描述性知识及其贡献者，即社会派。社会派人才主要是指来自民间的、自发的从事跨国交往的人士，包括跨国商人、游历者等人群。他们不一定都能成为专家，但他们是文化的搬运工，其中的佼佼者确实证明了“高手在民间”。他们之所以对域外知识如此了解，动力源或是信仰，或是好奇，或是牟利，或是生存，或是爱恨情仇。正因为有朴素的真情实感流露，他们才能融入异国他乡，获取了部分域外知识，甚至比一般的外国人在某些领域更了解他们的文化。因为个人的执着与自律，这类人才与其说是培养的，不如说是靠实践成长起来的。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就指出，学术人才靠自己成长，而非靠他人培养。培养并非成才的充要条件，如果将自学成才的科学家考虑进来，培养甚至都不是成才的必要条件。

　　社会派的经典代表人物，比如唐代高僧玄奘。史书记载，玄奘西行求法，往返十七年，旅程五万里，所历“百有三十八国”，带回大小乘佛教经律论共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他带回了大量的域外知识，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文化基因，被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世界和平使者。

　　国外这方面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例如，马可·波罗、利玛窦、阿倍仲麻吕、埃德加·斯诺。马可·波罗在中国游历17年，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他盛赞了中国的繁盛昌明，激起了欧洲人向东看的热潮。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访问了陕甘宁边区，拜访了许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据此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作者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对中国革命的看法。

　　第二种是学理性知识及其提供者，即学院派。学院派人才主要是指来自高校、科研机构等群体的知识理论家。高校的主要功能是创造知识和传播知识，教师的知识主要来自书本的学理性知识，来自历史的传承，他们的强项在于逻辑严谨、方法多样、理论创新。学理性知识着眼于发现规律、真相、意义，不断丰富人类的知识宝藏，助力于人类间的相互理解。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都在区域国别知识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内的各高等院校、党校（行政学院）、科研院所、党政部门研究机构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正在为区域国别知识的积累辛勤耕作，区域国别学既是大国之学，也是大学之学。

　　目前，教育部共建设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备案中心450余家，涉及近200所院校，共有专职研究人员 18000余名，实现了对主要大国、重点国家地区、“关键小国”的精准覆盖。从院校分布看，现有的450余家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中，综合性大学占比约为40%，沿边、沿疆、沿海地区高校占比约40%，外语类院校占比约30%，充分发挥了综合性大学整体学科优势，沿边、沿疆、沿海高校区位优势和外语类院校的多语种优势。同时，在财经、政法、水利、地质、能源、交通等行业特色院校也设立了系列培育基地、备案中心，有力支撑了国家发展战略和重大需求。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学理性知识需要精雕细琢，千锤百炼，科学研究有其自身的规律，应该给科研人员和学生们提供更为宽松的生活与学术环境，让长时段的思考催生灵光乍现的理论形成时刻。

　　第三种是应用性知识及其创造者，即政策派。政策派人才指的是国家间外交外事活动的实践者，包括政府间外交外事的各种渠道，比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上面描述的科研生活是一种理想的情境，更多的时候是形势不等人。社会派和学院派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都要服务于国家需要，服务于社会需求。当社会派、学院派提供的知识不足以经世致用时，我们就要把更多的目光放在政策派身上。

　　政策派生活在国家间交往的一线，是各种活动的设计者、实施者，所以他们是国家意志与政策行为的实践者，这使得他们必须综合考虑各种条件，提前预判对方的各种态度和国内群体的各种反应，当然他们也会受到自身角色、知识结构、经验和胆识的影响。这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考虑。一是政策派在任期间，如何最大程度地在同行中发挥领军作用，比如强化各种业务培训机制，增加公务员的数量和扩大各种实习生的数量。这方面的经典例子无论是凿空西域、开拓丝绸之路的张骞，还是职业外交家顾维钧、新中国外交的重要奠基人周恩来，其贡献的应用性知识都是不可估量的。二是政策派卸任后，如何更好地发挥他们的育人作用。这一点在中国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北京语言大学自2016年推出“大使看世界”高端讲坛，已经举办了近30次。正是他们的现身使得课本上的外交理论活了起来，使学生们的视野广了起来。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外交官走进工厂、走进社会，让更多的受众习得域外知识，全方位了解中国外交。

　　当然，如何在机制上、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上有效发挥这一群体的作用，还需要一个整体设计。

　　总体上看，三种知识生产模式、三类人才都非常重要，彼此互为补充。这当中开放多元的理念尤其重要，如何促进三种人才的相互加持，三类知识之间的相互赋能，这才是我们应该重点思考的核心所在。首先是坚持对外开放，让更多人走出国门，拥抱世界，夯实域外知识的民间基础；其次是完善区域国别学的顶层设计，允许有条件的大学和科研院所结合自己的特长，建设交叉学科，不拘一格地培养人才，并鼓励与国外合作培养区域国别人才；最后是鼓励人才流动、知识共享，营造一个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学术繁荣的春天。只要我们真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域外知识一定会源源不断地被挖掘出来。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联合国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