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学本质上是域外之学。随着中外力量的消长,中外组织单元的变迁,中国人看域外的世界观透镜也一变再变。如果我们在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长河中,立体地观察区域国别人才,可能会看到一幅不一样的画面,因为他们角色不同,彼此关系位置不同,贡献的知识产品也不一样。国际关系学者、山东大学特聘教授秦亚青认为,就知识体系的构成而言,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应包含三种类型的知识:描述性知识、学理性知识和应用性知识。这里笔者借用他的三类知识分类的框架,基于历史整理归纳区域国别研究的三种知识贡献模式及其相关流派。
第一种是描述性知识及其贡献者,即社会派。社会派人才主要是指来自民间的、自发的从事跨国交往的人士,包括跨国商人、游历者等人群。他们不一定都能成为专家,但他们是文化的搬运工,其中的佼佼者确实证明了“高手在民间”。他们之所以对域外知识如此了解,动力源或是信仰,或是好奇,或是牟利,或是生存,或是爱恨情仇。正因为有朴素的真情实感流露,他们才能融入异国他乡,获取了部分域外知识,甚至比一般的外国人在某些领域更了解他们的文化。因为个人的执着与自律,这类人才与其说是培养的,不如说是靠实践成长起来的。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就指出,学术人才靠自己成长,而非靠他人培养。培养并非成才的充要条件,如果将自学成才的科学家考虑进来,培养甚至都不是成才的必要条件。
社会派的经典代表人物,比如唐代高僧玄奘。史书记载,玄奘西行求法,往返十七年,旅程五万里,所历“百有三十八国”,带回大小乘佛教经律论共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他带回了大量的域外知识,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文化基因,被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世界和平使者。
国外这方面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例如,马可·波罗、利玛窦、阿倍仲麻吕、埃德加·斯诺。马可·波罗在中国游历17年,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他盛赞了中国的繁盛昌明,激起了欧洲人向东看的热潮。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访问了陕甘宁边区,拜访了许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据此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作者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对中国革命的看法。
第二种是学理性知识及其提供者,即学院派。学院派人才主要是指来自高校、科研机构等群体的知识理论家。高校的主要功能是创造知识和传播知识,教师的知识主要来自书本的学理性知识,来自历史的传承,他们的强项在于逻辑严谨、方法多样、理论创新。学理性知识着眼于发现规律、真相、意义,不断丰富人类的知识宝藏,助力于人类间的相互理解。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都在区域国别知识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内的各高等院校、党校(行政学院)、科研院所、党政部门研究机构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正在为区域国别知识的积累辛勤耕作,区域国别学既是大国之学,也是大学之学。
目前,教育部共建设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备案中心450余家,涉及近200所院校,共有专职研究人员 18000余名,实现了对主要大国、重点国家地区、“关键小国”的精准覆盖。从院校分布看,现有的450余家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中,综合性大学占比约为40%,沿边、沿疆、沿海地区高校占比约40%,外语类院校占比约30%,充分发挥了综合性大学整体学科优势,沿边、沿疆、沿海高校区位优势和外语类院校的多语种优势。同时,在财经、政法、水利、地质、能源、交通等行业特色院校也设立了系列培育基地、备案中心,有力支撑了国家发展战略和重大需求。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学理性知识需要精雕细琢,千锤百炼,科学研究有其自身的规律,应该给科研人员和学生们提供更为宽松的生活与学术环境,让长时段的思考催生灵光乍现的理论形成时刻。
第三种是应用性知识及其创造者,即政策派。政策派人才指的是国家间外交外事活动的实践者,包括政府间外交外事的各种渠道,比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上面描述的科研生活是一种理想的情境,更多的时候是形势不等人。社会派和学院派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都要服务于国家需要,服务于社会需求。当社会派、学院派提供的知识不足以经世致用时,我们就要把更多的目光放在政策派身上。
政策派生活在国家间交往的一线,是各种活动的设计者、实施者,所以他们是国家意志与政策行为的实践者,这使得他们必须综合考虑各种条件,提前预判对方的各种态度和国内群体的各种反应,当然他们也会受到自身角色、知识结构、经验和胆识的影响。这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考虑。一是政策派在任期间,如何最大程度地在同行中发挥领军作用,比如强化各种业务培训机制,增加公务员的数量和扩大各种实习生的数量。这方面的经典例子无论是凿空西域、开拓丝绸之路的张骞,还是职业外交家顾维钧、新中国外交的重要奠基人周恩来,其贡献的应用性知识都是不可估量的。二是政策派卸任后,如何更好地发挥他们的育人作用。这一点在中国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北京语言大学自2016年推出“大使看世界”高端讲坛,已经举办了近30次。正是他们的现身使得课本上的外交理论活了起来,使学生们的视野广了起来。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外交官走进工厂、走进社会,让更多的受众习得域外知识,全方位了解中国外交。
当然,如何在机制上、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上有效发挥这一群体的作用,还需要一个整体设计。
总体上看,三种知识生产模式、三类人才都非常重要,彼此互为补充。这当中开放多元的理念尤其重要,如何促进三种人才的相互加持,三类知识之间的相互赋能,这才是我们应该重点思考的核心所在。首先是坚持对外开放,让更多人走出国门,拥抱世界,夯实域外知识的民间基础;其次是完善区域国别学的顶层设计,允许有条件的大学和科研院所结合自己的特长,建设交叉学科,不拘一格地培养人才,并鼓励与国外合作培养区域国别人才;最后是鼓励人才流动、知识共享,营造一个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学术繁荣的春天。只要我们真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域外知识一定会源源不断地被挖掘出来。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联合国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