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制度主义逐渐成为当代国外政治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并出现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浪潮。制度分析在观念维度上的拓展反映了不同派别学者的自觉意识和学术取向，同社会科学背景脉络关联密切，但这一变化存在一定局限性。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转向

　　在社会科学诠释主义传统复兴的背景下，西方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加深了对观念因素的探究，各流派均在不同程度和意义上转向观念议题。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对观念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其他流派，相关成果主要围绕依靠利益因素无法说明的系列难题，如偏好的形成以及制度维系及变迁的潜在动因。在新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前沿进展的启示下，理性选择路径适度调整原先设定的固定偏好、客观利益、中性制度激励结构等基本假设，在此之上持续吸收多学科的有益成分，并将其内化为观念研究的原材料和风向标。

　　历史制度主义在发轫初期致力于分析观念、利益和制度的结构性互动，但在演进过程中受到唯物主义本体论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影响，经历了与观念的“脱耦”阶段，后来与观念实现“再耦合”，借助社会科学更广阔空间的观念性资源，深入探讨制度变迁和政策发展的因果机制。该流派内部存在“制度构成并塑造观念”与“观念构成并塑造制度”两种立场，后者秉持建构主义传统，意味着历史路径在观念转向的同时引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重构，为建构制度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社会学制度主义始终强调规范、文化脚本、认知框架和意义系统的重要性。该流派的观念转向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借助修辞学理论和方法扩展观念研究视域，阐释行动者运用修辞手段建构知识和制度生活；另一方面，聚焦以社会建构主义为基础的认知制度，同话语理论和话语分析有机融合，以此揭示制度化的微观过程与动力机制，澄清制度的认知和社会建构本质。

　　建构制度主义的兴起表明，新制度主义积极应对现实世界中信息和知识的不确定性，运用行动者主观、主体间的认知和规范框架、话语过程分析政治现象或行为，从更加动态的角度理解制度内生变迁的深层根源。依循建构逻辑依次成长起来的观念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修辞制度主义、沟通制度主义，构成建构制度主义的多重取向，共同推进制度分析框架逐步提升解释效力并扩大适用范围。

　　观念转向对社会科学的塑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能够在观念转向过程中持续拓宽学科疆域、更新理论工具、强化学术积淀，得益于长期以来多学科积累的制度和观念研究成果。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人类学等领域及其分支或交叉学科的制度和观念研究，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转向提供了丰富资源和深远启发。近期，有学者运用心理学、神经科学乃至量子力学的知识深化制度和观念研究。可见，制度分析的观念取向处于多门学科深度交叉、融会贯通及相互渗透的运动中，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可能助推社会科学发生新的范式革命。政治科学中新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在受惠于多学科丰硕成果的同时，反向推动并塑造了社会科学背景与脉络的发展演进，使其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层面上的思维模式和论述方式由二元论向二元性转化。

　　从本体论层面看，理性选择和历史路径在能动的意义上理解观念性要素，社会学路径在结构的意义上理解观念性要素。三大流派的观念转向有助于新制度主义克服结构主义理论局限，平衡能动与结构的比重。建构制度主义受社会建构主义思想的浸染，更多强调观念、行动者、话语等能动性因素及其建构作用。该路径认为，结构与能动之间没有绝对的分野而是保持动态均衡状态，主张结构寓于能动之中，能动生产结构又突破其束缚，结构制约能动又为其赋能。这在二元性意义上描绘了能动与结构、意图与制度、行为与语境的相互构成关系。

　　从认识论层面看，理性选择和历史路径的观念研究偏向因果逻辑为导向的科学解释，社会学路径的观念研究侧重建构逻辑为导向的人文诠释。各流派对观念议题的深入挖掘，弥合了制度分析中解释与诠释之间的隔阂。如有学者指出，理性选择理论的操控游说概念融合了科学解释与情境诠释，由此可发展出沟通模型。建构论路径明确反对因果逻辑和建构逻辑互为对立或相互排斥的关系，认为如果摒弃因果逻辑和建构逻辑的严格区分并综合二者之长处，就能勾勒出建构逻辑的因果意义。

　　从方法论层面看，理性选择路径的观念研究偏爱定量方法，社会学路径的观念研究注重定性方法，历史路径则交互运用定性与定量方法探求制度和观念的演变过程及其对政策稳定和变迁的影响。新制度主义政治学面对观念这种抽象、名目繁杂的社会现象，只有充分发挥定性与定量方法的各自优势才能更好达成研究目标。已有学者运用反事实分析、个案比较、过程追踪以及话语的因果性论证等方法诠释观念如何建构社会行动，打破了观念对制度发展施加的因果效应无法进行经验性检验的思想桎梏。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局限

　　从四个流派的角度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内部不同观念研究取向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或冲突。一方面，将观念置于利益之后发挥作用的解释思路导致观念的角色和效力未能冲破利益藩篱，因而无法解释制度供给和稳定问题；另一方面，强调观念建构利益的观点，虽然打破了既定的偏好预设，却对理性主义的核心假设和理论模型构成挑战。历史制度主义始终重视观念对行动者及其偏好和认知施加关键影响，但仍坚持制度变量在解释过程中占据首要地位，并反对制度的设计观，该流派中秉持观念塑造制度的学者实则属于建构论阵营。社会学制度主义语境中的观念与制度之间没有明确的边界，从静态维度理解观念性要素，致使宏观叙述模式中的行动者缺失能动性。该流派在观念转向过程中增加了制度的模糊性，其对认知的深入关切可能会忽视社会学偏重社会结构的研究传统。建构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的新生力量，在研究人员的稳定成熟与现实应用方面相对薄弱，侧重建构逻辑可能使其忽视理性、历史和文化路径在观念和话语表达方面的重要意义。

　　总体来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转向存在以下局限。其一，不同流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各自原有的分析特色面临淡化的风险。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在观念转向进程中，通过放宽基本假定加深对话交流，可能偏离流派原初定位，建构制度主义在成员来源广泛、构成复杂的学术背景下流派边界同样不够清晰。其二，观念的概念界定缺乏共识，未能构建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理论框架。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各流派尚未就观念的内涵形成共识性理解，其混淆观念和制度的做法难以为制度的静态和动态、变迁的内生和外生提供判别标准。各流派的观念研究在学科视野、理论预设、适用范围上的差异也阻碍内在一致性理论框架的搭建与身份认同的建立。其三，在融合政治哲学价值思辨方面明显不足。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基于观念维度重构分析视角和论述逻辑，倾向于从经验层面考察观念和话语等具有价值属性的能动性因素，缺乏有关好社会、好政策的规范性探讨。历史与实践证明，挖掘制度变迁或政治现象的发生机理固然十分重要，但对决定社会走向的观念及制度进行价值审视与伦理思辨更具根本性和长远性意义。

　　（作者系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