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23年12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进入一个可以更有作为的新阶段。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开辟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新境界，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因此，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外交的战略性任务必须服务于营造这样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国外交和发展战略相互匹配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中国领导人很早就在现代化建设与国际和平环境方面建立起有机联系。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概念。1984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进一步提出：“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1985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西班牙首相、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冈萨雷斯，谈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时指出：“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国际和平环境。不仅是十年八年的和平，也不只是本世纪的和平，还要着眼于下一个世纪的和平。”

　　改革开放后很长时期内，中国部署了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但决定中国外交布局的主要因素仍是国际形势变化。从力量对比的角度看，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安全上，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综合国力仍待增强，对外政策调整并不能影响国际局势，发展战略调整短期内也并不能改变国际力量对比，因而出现了只能顺应时势布局外交关系的局面。在很长时间内，美国对华政策的既定战略是融入和改变中国。同样，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营造有利于现代化的外部环境，也缩减为“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在中国外交学界，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对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地位的提升，中国的发展战略对国际格局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当年占世界经济总量的9.1%，2021年上升至18.5%，翻了一番还多。今非昔比，中国已成为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角色。自2020年起，中国的发展战略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调整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显著降低了对美西方市场的依赖。与此同时，美国也改变自尼克松政府以来的对华政策，将中国视作“最难缠的战略竞争对手”。因此，内外战略和环境均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在一个动荡变革的新时期，如何从理论上廓清崛起的中国为什么可以而且在哪些方面营造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环境，是摆在中国学术界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百年变局中的周边形势

　　从2018年到2023年，三件大事——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影响着世界局势以及中美关系走向。乌克兰危机爆发前约半年，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指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2023年10月份爆发的巴以冲突对世界局势产生了新的复杂影响，也再度证实了中国领导人关于世界大势的研判。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式现代化仍蓬勃推进，但面临的外部环境与以往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

　　为了准确把握国际形势，中央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判断，这一重要论述远不只是对国际形势和新发展格局的国际背景的认识，而是一种新的有关大国崛起的理论性框架。正是在这样一种大国崛起的新理论的指引下，中国推动新发展格局才能摆脱传统的世界经济运行逻辑的窠臼，转而更加重视国内因素以及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力量。与以往相比，国内和国际力量的互动将更加紧密，无论是发展战略还是对外政策，都要求进行彼此的融通与借鉴，才能相得益彰。

　　过去一段时期以来，周边形势发生了两项较大的变化。一是美国在我周边地区组建对抗性阵营，强化对我遏制和打压态势，图谋改变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在安全上，拜登政府极为明显地巩固和提升盟友之间的军事联系，无论是强势推进北约“亚太化”，还是让地区内盟友从双边发展为三边和小多边，如美英澳三方的奥库斯机制和“四方安全对话”，其最终目标都是指向中国的。不仅如此，在名为“印太战略”的战略部署中，除传统的盟友之外，美方也极力拉拢如印度等原本处于不结盟或者中立姿态的国家，这一策略实际上是冷战时期地缘战略的翻版，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国家的分裂和对抗。

　　在经济上，美国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方面，通过放弃“华盛顿共识”，重拾过去被美国批判的产业政策，在宽松的财政政策基础上加大对相关产业的补贴，以此吸引和胁迫在亚洲地区的制造业企业回流到美国。从日韩贸易和投资流向看，出现了一种疏离中国、靠拢美国的态势。另一方面，在中低端产品领域，美国则加大力度拉拢若干东南亚国家以及印度等，构建所谓的“弹性供应链”，特别是通过“印太经济框架”（IPEF）迫使一些原材料丰富的国家加入美国主导的供应链，以此增加中国与这些国家扩大经贸合作的阻力。总的来说，美国在经贸问题上采取的策略是使其武器化和泛安全化，意图迫使更多国家选边站队，扩大美国的影响力。

　　在意识形态上，美国继续宣扬所谓“民主自由价值观”，构造“威权对民主”的叙事，恶化中国发展的外部舆论空间。此外，美国还采取了新的对华舆论战，抛出所谓“中国经济见顶论”等论调，一时迷惑了若干周边国家。但“真金不怕火炼”，2024年3月底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人士，有力回击了美国的这种错误论调，充分显示了中国庞大市场和增长势头对美国商业人士的巨大吸引力。

　　周边形势第二项大的变化是，中国与周边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增强。2023年10月发布的《新时代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展望》中写入了一段很重要的话：“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中国已同周边14个邻国达成构建命运共同体共识。经贸合作势头仍在攀升，2022年中国与周边国家进出口商品总额突破2.17万亿美元，中国同东盟双向投资额累计超过3800亿美元。同周边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深入，如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标志性工程顺利完成，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成绩，这些项目也成为老挝、印尼等国的国家工程，载入了他们国家的发展史册。在周边地区热点问题上，中国方案和中国理念获得了区域内国家的广泛认可，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统筹发展和安全

　　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历来得到中国领导人的重视，在百年变局的大背景下，应进一步增强用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

　　一是进一步把握和平时期、动荡变革期、战争时期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主流观点是，战争实际上推动了发展而不是阻碍了发展；较为近期的计量研究则发现，战争对经济的影响是负面的；在动荡时期，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有显著差异。总的来看，无论是动荡变革期还是和平发展期，经济体量大的一方存在创造机遇获得良好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就周边地区而言，中国已经是最大的经济体，我们不仅影响地区安全形势的演变，而且具有利用好周边环境的有利态势。

　　二是进一步增强应对发展阶段跃进后周边安全新态势的综合能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步入世界银行所界定的高收入国家行列，成为全球少数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兴市场国家，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打下扎实的基础。中国的成功经验必然引起周边国家的关注，一些国家会赞成美国的说法，不承认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欲使中国承担不应该承担的安全责任；也有一些国家可能会希望中国改变“不干涉内政”的外交政策，要求中国加大对周边安全热点问题的介入力度。实际上，我们既不能放弃发展中国家身份，盲目自大，也不能随便干涉周边国家的内政，卷入不必要的漩涡中，而应利用中国的发展优势，为周边国家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和平和合作前景。

　　三是进一步统筹不同规模和发展阶段的周边国家对我国的安全需求。在地缘政治强势回归的背景下，美国不少智库出谋划策，建议美国政府拉拢经济规模较大的经济体，以此制衡中国的发展壮大。随着我国产业升级速度较快，原本经济上先进的国家也会改变对华合作态度；与此同时，我们通过产业升级也为其他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提供了发展机遇。类似这样增减的频率，在今后一段时期恐增多。为此，安全和发展两手都要抓，以两手对两手。最终，国家不分大小，只要能合作就会对营造稳定的周边环境发挥作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