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纸本是古籍版本的一种特殊形态，专指宋元明清时期利用官府废弃的公文、档册、账簿，包括私人书启等纸背刷印或抄写的古籍。此类古籍因形制特殊，历来受到目录版本学家的重视，著录、题跋极多，尤其是近代以来，对其进行版本研究的论著至少数百种。但相关著录、题跋、研究论著往往着眼于目录学和版本学，对纸背的原始公私档案内容仅简略介绍，一笔带过，未曾开展专门整理研究，因而纸背文献内容、价值长期不为学人所知。

　　中外学界对古籍纸背文献开展专门研究，首推日本学者杉村勇造先生《元代公牘零拾》一文，该文对元大字刊本《大学或问》和《论语集注》背面所存四件元浙东宣慰司公文进行了释录说明。之后，竺沙雅章先生《漢籍紙背文書の研究》一文释录了部分静嘉堂文库藏《欧公本末》纸背元代公文和《汉书》纸背明初公文、黄册。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宋人佚简》为名出版了上海博物馆藏《王文公文集》纸背文献。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以《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为名出版了西夏文刻本《文海宝韵》纸背文献图版，收录于《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此为学界公布最早、研究成果最多的两种古籍纸背文献。但此阶段，因纸背文献系统公布数量较少，学者主要是围绕文献本身所反映的历史问题开展具体研究，并未将“古籍纸背文献”当作一种专门类别的文献对待，对公文纸本古籍的传世数量、纸背文献内容及史料价值，也缺乏较为深入明晰的认知。

　　2012年，孙继民先生发表的《公文纸本：传世文献最后一座待开发的富矿》一文提出，学界曾普遍认为除了将来考古新发现之外已无大宗新材料、新文献发现的空间，但实际上蕴藏于我国传世典籍文献中的公文纸本古籍纸背文献，可视为一笔非常丰厚却基本不为人所知、处于待开发状态的文化遗产和新文献资源。由此，“古籍纸背文献”开始作为一种单独文献类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2013—2018年间，他又先后发表文章，呼吁学界重视纸背文献的整理与利用，并对“古籍纸背文献”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即主要指位于公文纸本古籍书叶背面（少量位于正面）、以写本为主要构成的各类公私文档、账册、簿籍等文献（也包括一部分非文字形式的印章、符号和表格等），正式提出了“古籍公文纸背文献学”的学科概念。古籍纸背文献的整理研究发展成为历史文献学领域下的一门新兴学科。

　　从2012年古籍纸背文献被视作一个新的单独文献门类始，至今不过十余年，相关整理研究工作却取得了极大进展，显示出一门新兴学科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首先，传世公文纸本古籍的发现不断增多。对于公文纸本古籍的传世数量，之前学界一直缺乏详细完整的统计。1973年竺沙雅章先生《漢籍紙背文書の研究》一文曾统计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以及日本等地所见所知此类古籍为35种；1992年瞿冕良先生在《略论古籍善本的公文纸印、抄本》一文中罗列出各代公文纸印本总计101种。而近年来，通过学者的实地走访及系统搜集，目前学界已知信息是传世公文纸本古籍总计170余种，其中藏地明确的有154种。同时，根据已掌握的信息，有学者推断“国内现存的公私公文纸本古籍总数应在大几百种以上，很有可能逼近千种”。学界关于公文纸本古籍的走访、搜集，提供了大量之前不为学人所知的此类古籍信息，极大拓展了古籍纸背文献的整理研究空间。

　　其次，相关课题不断涌现，整理研究内容极大丰富。在2012年之前，相关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仅2006年一般项目“俄藏黑水城宋代军政文书研究”1项，但自2013年至2023年，则有17项相关课题成功获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其中包含重大项目1项、冷门绝学团队和个人项目各1项、重点项目2项。据统计，此17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整理研究对象共计包含60余种宋元明清古籍的纸背文献，占目前已知藏地明确的此类古籍总量的1/3左右。同时，相关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文献研究时段开始由宋延伸至元明清，研究范围也逐渐由基于《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和《宋人佚简》两种纸背文献的宋代西北军政、官员书启及酒务日账等问题，拓展至元代户籍制度、时估问题、灾伤体覆、罪囚管理，明代黄册里甲、军士清勾、宗藩宗禄，清代奏销册籍等问题，并在诸多问题研究上取得了重要突破，极大丰富了“古籍公文纸背文献学”的学科内涵。

　　最后，大批珍稀史料被陆续公布。古籍纸背文献基本属于宋元明清时期行政管理过程中的实用文献，对于宋元明清行政管理实态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但因其大都位于古籍折叶之内，查阅抄录不易，需经专业学者规范整理和科学揭示后，才能为学界所知所用。随着“古籍公文纸背文献学”的兴起发展，越来越多的珍稀史料被陆续公布或即将公布。例如，2021年即有《元代湖州路户籍文书——元公文纸印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纸背公文资料》《新发现古籍纸背明代黄册文献复原与研究》《哈佛藏〈韵学集成〉〈直音篇〉纸背明代文献释录》三部古籍纸背文献整理重要成果集中出版。其中，前者整理公布了元代湖州路的900户户籍材料，被学界评价为填补了中国古代户籍实物资料链中宋、元两个缺环之一，向完整贯通的中国古代户籍实物资料链的形成迈出了重要一步。后两部著作则公布了大量珍稀明代黄册文献。尤其是《新发现古籍纸背明代黄册文献复原与研究》一书，利用纸背洪武三年（1370）处州府小黄册复原出了目前已知最完整的一个“里”黄册，同时公布了20余种总计2000余叶的明代后湖黄册库藏进呈本赋役黄册原件信息。而后湖藏进呈本赋役黄册，之前曾长期被学人认为“今天我们已不能找出一册一叶”，相关整理成果实现了进呈本黄册从无到有的重要突破。此外，据了解，上海图书馆藏20余种6000余叶明代古籍纸背文献的整理成果目前也已经进入出版社编辑流程，即将正式出版。

　　古籍纸背文献相对于考古出土新文献和传世典籍而言，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它是传世典籍的一部分，附着于传世古籍的纸背，是传世古籍的附着物和附属文献，具有传世古籍文献构成部分的性质；另一方面，纸背文献又基本属于未经整理、编辑、剪裁的第一手原始史料，具有主要为考古新发现文献的性质。有鉴于此，有学者将关于此类文献的整理研究，形象概括为“古籍考古”。而这种“古籍考古”，正在逐步将深藏于纸背的大批珍稀宋元明清史料遗珍挖掘公布，呈现给学者使用。可以预期，随着越来越多新资料的公布，必然会带来诸多新的研究课题，也无疑可在诸多重要问题上取得新的突破，开拓出更多新的研究空间。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