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人类学家对“原始人类”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原始人类缺乏我们熟悉的抽象思维与逻辑思维,遵循着物我不分、相互影响的“互渗率”,充满着神秘主义气息。然而,这种原始思维与现代思维并不绝对互斥,它并未随着科学话语占据主导而消失,而是仍然存在于现代人的思维之中,有时还会压倒科学话语。比如,研究发现,科学有时非但不能消除巫术,甚至当社会无法控制环境时,还会促进巫术的兴盛。例如,16—17世纪现代物理学形成的顶峰时期,也正是欧洲猎巫运动最兴盛的时期;19世纪末电报和电话的出现,反而导致了通灵术的流行。
还有些人类学家认为,这种所谓的“野性思维”可能只是一种情境性的思维与知识结构,它与现代的理性思维并无本质不同,只不过是认知对象不同而已。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我们最好不要把巫术与科学对立起来,而应把它们比作获取知识的两种平行的方式,它们在理论和实用的结果上完全不同。然而,科学与巫术需要同一种智力操作,与其说二者在性质上不同,不如说它们只是适用于不同种类的现象”。
科学思维与原始思维并不截然对立,它们都是帮助人类适应环境的知识中介。当他们面对着理性不能解释和把握的现象时,这种原始思维就会重新被激活。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巫术始于技术的终点”,技术被用来操纵可以操纵的东西,但巫术用于控制失败时通过表现性活动象征性地恢复秩序。换句话说,它是一种心理技术。
今天的数字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算法开始左右人们日常生活,基于以往经验性的知识无法应付这些神秘的人造物带来的不确定性,关于新技术的“原始思维”与“巫术”就应运而生。这些知识的功能就是让使用者面对神秘的、无法解释和预测的算法技术时,为他们提供一些确定性和安全感。当然,这种知识与人类学家所观察到的纯粹的原始思维存在本质不同,后者未经现代理性思维的洗礼,只在局部使用现代的推理,而前者则混合了抽象与逻辑思维,呈现出混杂状态。
算法使用者既涉及普通用户,也包含依赖算法平台谋生的“职业用户”。使用者面对特定算法应用或者更泛化的算法系统时,基于自己的想象、感知、理解,生产着在地化知识,并通过分享形成涂尔干所说的“集体表征”,建构起关于算法的现实世界。
普通用户的算法想象
随着算法应用的“渗透率”不断提高,很多普通用户经常会“遭遇”并“经验”着算法,但是算法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不可见,甚至常常充满着神秘性。尽管知识界在不遗余力地对算法祛魅,提供各种各样的理论与概念以增强其可解释性。但是,随着神经网络等技术的使用,算法的可解释性越来越低。与此同时,人们日常也无意或有意地产生了理解算法的需求与愿望,这种需求既不是为了真正掌握算法的原理或者机制,也不是为了更好地控制算法,而是为了实现与自身、他人以及周遭技术环境的自洽。
就像所有的新技术一样,人们接触算法之前以及在使用的过程中,会伴随着这样或那样的想象。使用者会对特定的算法有所期待,这种最初的期待往往是二元对立的,即乐观式的幻想与悲观式的幻灭。一方面,人们觉得算法可能会带来惊喜,让人觉得算法很厉害,可能表现为算得很准、推的都是自己爱看的内容等;另一方面,人们也可能担忧算法追踪个人信息、泄漏隐私或者错误预测甚至操纵自己的使用,进而感到不安或者幻灭,甚至恐惧。
在想象算法的过程中,另一种常见的原始思维是列维-布留尔总结出的经典的“互渗律”,其中典型的表现就是类比思维。人们难以掌握算法的原理,只能从过往的经验或网络上流传的八卦、只言片语等对算法进行人格化的想象,将算法形容为 “牛人”“人工智障”“心理大师”“偷窥狂”“傻瓜”甚至是“看不见的手”“老大哥”“吸血鬼”等。在评价算法的各项表现时,如果算法运转良好,使用者觉得算法是“正常人”,如果没有满足他们的预期,则认为算法“发疯”“太笨”。此外,有的使用者还表示要“讨好”算法,与算法培养感情,让算法“听话”等。
还有一种有关算法的想象也遵循着“互渗律”,即使用者很难将自己的行为与算法导致的结果区分。如果算法推送某一方面的内容更多,使用者可能会认为自己内心深处有那样的喜好或者认为自己就是算法所预设的那种用户。因此,算法的运作带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很难从逻辑上说清楚算法与使用行为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是彼此渗透的。
职业用户与算法巫术
有关算法的原始思维不只停留在普通使用者的想象之中,还涉及很多职业用户——专业与半专业、个体与集体化的知识生产。这种知识更多采取“民间理论”的路径,这在专业的内容创作者、网红、外卖员、快递员等群体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显。因为他们不仅是用户,更是平台上的“打工人”,其生计与算法直接挂钩。
民间理论常常是一种“前逻辑思维”,但是并不意味着其反逻辑或者非逻辑,而是并不像逻辑思维那样必须避免矛盾。有关算法的民间理论可能很不稳定、前后矛盾,甚至产生误解,但就像修补匠的手艺一般,会随着时间推移和人际交流而修正,并且能够有效指导职业用户的算法实践。这些民间理论通常没有得到算法平台的确认,而是流传在职业用户实践中、类似于一种“算法巫术”的存在。这种数字化时代巫术存在的前提是算法的神秘性,就像传统巫术一样,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算法往往超出了人类思考的范围,被认为是在人力和自然力之外的一种存在,因此拥有特殊的力量。但是,与传统巫术所不同的是,有关算法的巫术并不是从远古时代传承下来的,也不是超自然的,而是自新技术诞生以来一直伴随人们的潜意识——赋予新技术以正当性。
“算法巫术”想要发挥效力必须以职业用户以及他们所属的机构深信不疑为基础,并且出现了类似于“巫师”这样的中介者。比如,一些艺人经纪公司、直播公会、MCN机构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他们声称掌握流量密码甚至可以操纵平台算法。对于那些想要在平台上大红大紫的职业用户来说,他们相信并实践这些机构的“算法巫术”。以内容创作者为例,他们都逃不过打造人设、滤镜修饰、培育网感、量产网红风格的作品等过程。就像巫术离不开咒语一样,有关算法的巫术也孕育了特定的“咒语”,如很多内容创作者在发布作品时都会写上感谢某某官方或者某某作品,没有人知道这些咒语是否能够生效,咒语的效力既不是用来传递具体的意思,也不具有特定的意义,但能够有效地服务于巫术的目的,即施加一种特殊的力量在平台算法身上。传统巫术通过身体表演进行实地的做法,互联网上的算法巫师们则是进行话语操演,讲述各式各样的算法故事,并且突出强调自己与平台紧密的联系。如果说传统巫师能够传递神谕,那么互联网上的算法巫师能够传递的则是平台内部透露的指示,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消息会经过多个机构的过滤与转译或者是集体式的想象,等到达职业用户那一端时,可能已经是完全不同的版本。
对于使用者来说,平台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象征权威,一些与平台联系紧密的机构还可以得到“君权神授”般的正当性。因此,机构中流传的“算法巫术”还可以成为揭露平台歧视与偏见的重要工具。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关算法的想象与巫术呈现去政治化的趋势,而是国家监管在平台内部已经进行了消化,国家的意志嵌入到平台算法的运作中,这也不难理解使用者往往无法区分平台权力与国家权力,常常将二者混为一谈的原因。
理解算法背后的“原始思维”结构
刚刚兴起的传播人类学经常会重复人类学走过的弯路,对原始与文明做二分法,多将目光投向少数民族或边缘人群,对于城市,尤其是高科技行业关注不够。从人类学视角探讨算法想象与算法知识生产,不仅可以呈现使用者日常经验的复杂性,同时也会驱使我们打破原始与理性的二元对立,反思科学思维。所谓的科学的、理性的算法机制与原理并不是我们认知算法的唯一路径,也不是主流路径。当代的知识社会学研究也发现,所谓科学思维中也渗透着大量的文化因素。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技术,人们总是很难悬置前现代所遗留下来的传统以及对于过往的追忆,算法也不例外。使用者对算法的想象既夹杂了当下的媒体报道、政策法规以及个人经历等,而且从深层次来看也反映出长久以来特定社会与历史脉络中人们的潜意识或者某种原始思维。职业用户的发展以及组织化地应对算法机构的出现,使得有关算法的巫术应运而生,不同的算法巫师在互联网上各显神通,传递自己的见解与法术,吸引着那些想要改变命运的用户。
在一个充满变化与复杂性的媒介化时代,算法使用者既是受众,也可以是消费者、工人或公众的身份。研究者需要跳出单一的“数字劳工”式的批判路径或者是“参与式文化”式的乐观倾向,发掘算法使用者研究的多种可能性。同时,还应该关注到那些另类的使用,比如有意地拒绝使用算法推荐或者强烈地厌恶、抵制算法的行为。
在未来的研究中,针对不同使用者也应分而论之,研究者需要更充分地了解人们日常使用的思维与情境,并且考虑到长时段的使用情况。与既定文化的原始思维不同,关于算法的原始思维与巫术是正在形成中的历史,所以理解其思维结构只是第一步,这种知识的建构过程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更值得关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