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2023年10月7日至8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肩负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的重要职责。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版业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学出版社要更加科学地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助力文化强国目标的实现。

　　第一，厘清专业出版、教育出版和大众出版的组成关系。在国际大学出版界，长期存在着“大而全”“百花齐放”的“牛津模式”与“少而精”“一枝独秀”的“剑桥模式”以及围绕学科专业优势、走专业出版道路的“哈佛模式”三种发展模式。大学出版社要从校情、社情、书情出发，厘清专业出版、教育出版和大众出版的侧重点，找到自身存在与发展的根本优势所在。

　　首先，专业出版水平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教育出版和大众出版的水平。大学出版社以学术出版为根本，以服务教学科研为根本任务，必须依托母体高校的学科优势、专业优势、人才优势，瞄准真问题、真学问、真成果，打造具有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的学术出版品牌，从而确立在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

　　其次，教育出版一直是大学出版社的深耕领域。教育出版的根本职责是服务教育，旨在为师生家长提供多方位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必须顺应从“作者中心”到“读者中心”的行业变革，努力实现从“教育产品商”向“教育服务商”的角色转型，适应教育数字化和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要求。

　　再次，大众出版是与广大读者联系最紧密的出版领域。大学出版社要思考某些大众读物昙花一现、繁荣一时、畅销一阵的原因，把“有意义”与“有意思”结合起来，把学术出版的学术内涵、学理深度、历史厚度和大众出版的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平易近人结合起来，提高相应市场份额和图书占有率。

　　第二，促进图书出版、期刊出版和数字出版的有机融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面对出版产业结构、媒介形态变革、受众阅读习惯的巨大变化，大学出版社也要努力从传统阅读型、查阅型、检索型的纸质出版，转向基于移动互联网、数字技术、多元形态的数字出版。

　　数字产品形态上，综合考虑相关知识的主要特点、受众群体、呈现方式，编辑加工为电子图书、有声读物、数字期刊、线上课程、影视作品等多元形态，从以纸质图书开发为主的产品售卖转变为提供知识资源为主的增值服务，逐步实现数据出版、在线课程、平台服务等相互支撑的立体出版模式。

　　数字出版渠道上，在开发层面采用社内自主开发、与作者方合作开发、与数字内容运营商合作开发等模式，在销售层面采用自建网络平台、与教材一同线下销售、与第三方公司开展B2B合作等模式，为读者提供多维度的分类、筛选和预览功能，方便读者高效率、精准查找并购买相关产品。

　　数字运营模式上，要及时掌握新兴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动态，聚焦视频化、社交化、知识化方向，充分利用公众号、短视频、直播带货等新方式，有效打造大学出版机构专属的私域流量池，努力实现从“人找书”到“书找人”的转变，在竞争中不断强化自身的主导权、主动权和话语权。

　　第三，实现出版精品、出版人才和出版效益的一体推进。当前我国文化需求和文化供给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较突出，“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得到解决，“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逐渐凸显。大学出版社要坚持“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并重，推出更多反映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满足人民需求的读物，培养更多本领高强的编辑、校对和数字出版人才，实现两个效益双丰收。

　　在出版精品上，积极主动回应国家、时代、人民的重大关切，建立精品策划、生产和营销的机制，不断加大对高质量学术著作、高水平教辅读物、高品质理论读物的开发力度，一方面助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另一方面满足新时期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在出版人才上，通过提供继续教育与在职培训、邀请专家开展专题业务讲座、组织编辑沙龙与业务交流会、参与重大精品出版项目等多样化的培养方式，使得人才培养与业务发展融会贯通、协同推进、双向互动，打造一支政治素养高、业务水平高且掌握数字出版技能的复合型人才队伍。

　　在出版效益上，一定要把社会效益、社会价值、社会责任作为出版人的自觉追求，每策划推出一个产品都先要看其是否有益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要对图书负责、对读者负责、对文化传承负责，才能推出传播知识、传递信息、传承文明的优秀出版产品。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