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同时作为科学哲学与社会学的一个交叉领域，是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科学知识、科学家及科学伦理等内容的学科。虽然研究范围广泛，但是自20世纪30年代诞生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科学社会学都没有引起主流社会学界的关注。近些年，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日益改变着人们的认知方式、交往方式与生活方式，科学社会学也进入更多学者的视域，人们享受科学带来的成就的同时也开始对科学本身及其后果进行反思。

　　19世纪末，科学知识体系逐渐形成，科学也开始以社会组织形式出现。随着科学成果的不断产出及科学的快速发展，学者们越发关注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20世纪20至50年代，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科学社会学早期的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科学的精神特质、科学规范、科学的优先权等方面，旨在从理论层面来阐述科学之所以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建制的原因。这段时间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无疑是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ing Merton）。作为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人，他的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被看作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之作。这篇论文重点论述了科学是如何被制度化的，包括科学与其他社会制度的关系，以及社会经济活动对科学研究的影响。但正如默顿自己所说，这篇文章并没有确立一种规范结构，以便后续社会学及历史学等学科对作为制度的科学进行分析与研究。因此，默顿后续的文章系统论述了科学的四种规范：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以及有组织的怀疑，并指出正是这四种规范构成了科学的精神特质。他认为，“科学是无国界的”，科学成果归社会公有，科学是无私利性的，科学追求的最高价值仅是知识的增进及创新。因此，科学家们对科学创新及优先权的执念“在某种程度上是科学家们消除对自己创造性思维能力怀疑的一种努力”。1957年，《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一文作为当年美国社会学年会的会长演讲论文声名鹊起，这也是默顿第一篇系统论述科学奖励系统的文章。科学家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在相关领域作出新的贡献，同时他们也会要求社会承认他的创新及贡献。基于此，默顿提出了“科学的奖励系统”，它是对科学家基于其成就的一种社会及制度上的承认。

　　20世纪60至70年代是科学社会学的成熟时期。随着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人类第一次登月，科学逐渐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科学社会学的议题从理论走向实践，内容也更加丰富。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Samuel Kuhn）提出了对科学社会学影响深远的重要概念——范式，范式是指一套公认的框架或模式，接受这个范式的科学家会组成科学共同体并在这个范式下工作，直到颠覆这个范式的新范式出现。科学共同体是范式运行的基础，同时也是科学发展的基础。因此，科学并不是一个纯理性的过程，它受到科学共同体所选择范式的影响，是包含了社会建构的。库恩改变了默顿对于科学的一些标准观点，他将科学认知及研究过程纳入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中来。这段时期，科学从业者、科学团体及科学期刊的数量大规模增加，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主题从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拓展到科学与人的关系，研究的重点开始关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的层面。

　　与此同时，科学中的马太效应、科学奖励系统、科学评价体系与科学家的关系，科学中的“无形学院”等内容，都是此阶段科学社会学的研究重点。与此同时，科学开始走向“大科学”时代。普莱斯（Derek John de Solla Price）1962年出版的《小科学·大科学》一书中，正式提出了“大科学”的概念。普莱斯认为，随着科研人员的不断增加、科研成果的不断积累、科研内容的多学科交叉以及科学研究费用的日益高昂，科学研究越来越依赖合作与规划，很难再由科学家独自完成。同时，科学、经济、社会逐渐一体化，也进一步推动科学走向“大科学”时代。然而，虽然有如此之多的科学工作者及科研成果，但是大部分的科研成果却是由少部分科学家完成的。普莱斯对科学家的科研产出率进行了研究，发现了科学家科研产出的“逆二次率规律”，即优秀科学家的数量是科学家总数的平方根。科学家群体可以分为少数高产的优秀科学家及大多数发文数量很少的一般科学家。少数的优秀科学家会逐渐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非正式团体——“无形学院”。“无形学院”中的科学家可能分属于不同的正式组织，但是他们之间的交往是密切的，往往以一个领域的核心人物为领袖，是推动相关领域发展的主要力量。在科学的奖励系统中存在着马太效应，科学回报及科学奖赏更容易向科学社会分层中的上层流动。就像默顿通过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采访得出的结论，著名的科学家会得到比他们实际作出的贡献更多的荣誉，而那些一般的科学家则相反，他们获得的荣誉要少于他们的贡献。学者们展开了对科学核心人物、核心杂志的研究，发现科学并不是简单的学者们成果的叠加，而是由科学中的核心领袖及核心杂志推动的。

　　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大科学”时代的来临，以及库恩的范式理论在哲学与社会学界掀起的热潮，默顿基于“小科学”建构起的科学社会学理论范式的主导地位被动摇了。以布鲁尔（David Bloor）和巴恩斯（Barry Barnes）为代表人物的爱丁堡学派，将知识本身纳入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中来，认为知识是源于某种信念（belief）而不是真理（truth），这种信念是特定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产物，处于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人会基于不同的信念获得不同的知识。爱丁堡学派将科学社会学转向“科学知识社会学”。当然，这种研究转向是社会发展、科学观变化的结果。在“大科学”时代，应用性成为了衡量科学研究的重要标准。因此，科学的评价标准及激励机制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同行评价的作用在下降，社会评价的影响在提升。从某种程度上说，爱丁堡学派的观点是对默顿的科学社会学范式的全面解构。

　　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成就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反思，科学社会学的研究除了传统议题外也更加多样化。如对科学伦理及学术不端行为的研究、科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科学技术进步对社会影响的研究、科学工作者的幸福感等方面的研究等。但仍有很多议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探讨，如“大科学”时代下的规划科学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扼制了科学的自主创新，科学评价的效用主义是否会导致科技异化，“无形学院”中的优势累积效应会不会带来学术霸权等，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