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化？文化如何影响社会行动？自社会学诞生以来，文化始终是研究者关心的核心议题之一。由此，社会学形成了一整套理解和分析文化的基本方式。然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传统的文化分析路径在西方社会学界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与挑战，“文化转向”的学术思潮应运而生。社会学的“文化转向”对于文化的概念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也为社会科学对于文化的分析提供了更多可能。

　　社会学的“文化转向”并不是一场有着明确纲领和主张、由特定学术中心向外扩散的学术革命。毋宁说，社会学的文化转向是几代学者基于对传统文化分析方式的不满而展开的多元探索。尽管文化转向思潮内部的主张不尽相同，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批评和反思对象，即帕森斯式的文化观。传统的文化分析路径奠基于韦伯的经典论述，并经由帕森斯而集大成。在《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中，韦伯对物质利益（Material Interest）和观念利益（Ideal Interest）做出了关键的区分，并指出二者共同支配着人类的行为。这一区分使得韦伯对于行为动机的分析超越了单纯经济利益的层面，而将“观念”的作用纳入其中。帕森斯则进一步指出，相较于经济学，社会学的独特作用就在于对社会行动的“目的”加以解释。帕森斯将韦伯关于观念利益的分析纳入结构功能框架之中，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文化是一套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和规范体系，为其他行动子系统提供基础。文化传统塑造了人们认同的价值观念，进而影响了行动目的的选择。

　　帕森斯式的文化概念深刻影响了社会科学对于文化问题的分析方式，美国社会学关于贫困文化的讨论是此种文化观的典型例证。刘易斯等学者认为，贫困人口形成了一种区别于主流人群的价值观，对于这种价值观的认同被认为是穷人无法摆脱贫困的关键。这种文化观还影响到了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政治学关于“政治文化”的讨论同样受其影响。20世纪50年代以来，包括阿尔蒙德、英格尔哈特在内的研究者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的方式试图把握政治文化的特点和影响。尽管这种行为主义的分析方式看似与帕森斯秉持的观点截然不同，但其将文化视为“特定社会中共享的态度、价值、知识”的理解方式仍然与帕森斯一脉相承，文化仍被视为某种静态的价值观而加以分析。

　　伴随帕森斯文化观的流行，大量的批评也应运而生。批评者指出，帕森斯的文化系统呈现出相对封闭的特点，过于强调客观结构的内化对于人的影响，而忽视了能动的可能。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运动、身份政治等剧烈社会变革的出现，价值观研究的解释力显得越发有限。一部分研究者放弃了文化分析，转向以理性选择为主导的形式化分析模式。与此同时，另一部分研究者则试图对于“文化”进行重新的概念化，以获得更为灵活的分析可能。

　　如果文化不仅仅意味着价值观，还意味着什么？我们又当如何对其展开分析？社会学的文化转向正是希望对这些问题给出新的答案。相较于传统研究方式，文化转向思潮的特点在于对于文化的多元理解。文化不再被视为一种固定的信念系统，而被视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研究者不再尝试给予文化以整体性的界定，而是转向对于具体意义形成过程的分析。文化不再必然经由固定的价值观念而对人的行动发生影响，其作为框架、行动方案、符号边界、叙事等方面的作用被充分揭示出来。在此，我们列举四种具有代表性的分析路径试作说明。

　　框架研究否认稳定价值观的存在，认为人需要根据对情境的理解采取特定的角色脚本。框架是识别情境的模板和工具，不同的框架如同角度不同的棱镜，帮助行动者看到事实的不同方面，进而产生不同的意义理解和行动。框架形成于人的过往经历中，过往的经历影响了框架的形成与套用。框架分析者认为，文化对于人最大的影响不在于提供一套稳定不变的价值观，而在于提供了界定情景所需的框架。

　　文化工具箱理论强调，文化对于行动的影响不依赖于行动者对于特定价值理念的整体认同，因为行动者缺乏根据价值观建构起完整行动的能力。相反，行动者的行动过程应当被视为将诸多行动要素整合形成完整行动的过程。因此，文化真正发挥作用之处不在于提供抽象的价值观念，而在于为具体行动提供可能的行动方案。

　　叙事研究则侧重于分析身份建构中的文化作用。身份政治的兴起使得研究者意识到，行动者采取社会行动的原因往往并非对于价值观的认可，而在于对“我是谁”的认同。身份认同不由个体的本质属性决定，而受到叙事的影响。叙事不是社会科学因果解释需要保持距离的非客观描述，而恰恰是理解文化影响的重要途径，而这些叙事源自更大的文化结构。叙事将社会世界联系在一起，提供了关于自己和他人关系的描述，将自身置于一系列叙事中帮助人们建构起了自己的身份。这种叙事所提供的强大吸引力使得行动者会选择与叙事及自我在其中的身份相一致的行为。

　　符号边界的视角同样从社会身份的角度关注文化的影响。不同之处在于，叙事关心行动者如何将自我与他人建立联系，符号边界的视角则关注群体分裂的文化基础。符号边界是社会行动者对于物体、人、实践乃至时空进行分类而作出的概念区分，其本质是一种社会分类系统，这套分类系统是人们获取地位和垄断资源的媒介。对于符号边界的分析可以帮助研究者理解文化如何制造和维持了制度化的社会差异。

　　以上四种具体的分析路径并未涵盖“文化转向”研究的全部图景，只是这一转向潮流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路径。事实上，得益于“文化转向”对于文化内涵的拓展，文化研究再也无法被某种或某些路径所涵盖。文化既可以意味着价值观念，也可以意味着框架、方案、边界、叙事，更可以意味着其他更多可能。就其研究范围而言，文化社会学研究不再是对特定现象进行分析的社会学分支学科，而正是社会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