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在世界舞台发出中国声音诉求的不断增强，如何加强国际传播能力、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与国际话语权的问题日益受到国内国际关系学与传播学学者的共同重视，促进了当下中国国际关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交叉与融合发展。实际上，回到国际关系学学科史和理论史的语境不难发现，自20世纪初国际关系学诞生以来，国际关系学者早已将“大众媒体”“国际舆论”“媒介技术”和广义的“传播”纳入其研究视野，并表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理论范式之中。

　　理想主义的和平旨向与大众媒体的社会影响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全球化与大众政治时代的来临，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家便注意到了作为大众传媒的报纸在引导公众思想、制造公共舆论方面的重要作用，进而提出谴责滥用武力、预防和制约国家间战争行为、维护世界和平应成为大众媒体重要社会责任的观点。正如齐默恩、伦纳德·沃尔夫、诺曼·安吉尔等思想家认识到国际一体化是全球传播在速度、便利性和容量上增长的结果，强调工业化与现代传播技术对于国际关系学科的影响，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家进一步指出要通过制造具有影响力的公众舆论，形成热爱和平的国际主义精神以避免人类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平学的兴起旨在通过跨学科的合作分析冲突和暴力的结构机制，以非暴力手段探究预防、消减和化解冲突的方案。其中，大众媒体与公共舆论的问题贯穿和平研究、和平教育与和平活动之中。在和平研究中，大众传媒的生产过程及其特点，例如中心的集中化、边缘的不公平、跨国媒介的垄断、传播体系的垂直性和非互惠性成为结构暴力问题的重要因素。大众传媒中精英主义、种族主义、物质主义、宿命论、侵略、个人主义和性别歧视等意识形态内容，以及刻板印象、梦幻生产等意识形态形式，成为和平研究中敌人形象、偏见等结构暴力的内容来源。此外，和平研究还从社会阶层结构分化、个人精神暴力、日常生活军事化、军备合法化与军事娱乐复合体等角度，分析大众传媒的使用、反应、效果及其社会/个人的控制功能问题。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的大众传播观及其研究议程。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将大众传播作为国家实现利益、争夺权力的工具和手段。一方面，研究国家如何利用大众媒介影响国际与国内公共舆论，维护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将国家的国际传播实践本身对象化，界定为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其安全化。因而，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范式下的国际传播始终围绕国家、权力斗争和安全三个要素展开。

　　第一，以国家为中心的传播观与媒介观。摩根索针对理想主义关于世界舆论和“世界的心理统一”的批评，指出“人类团结一致反对的是抽象意义上的战争，但当问题不再是抽象意义上的战争而是具体的战争，不是任何一场战争而是此时此地的战争时，团结在一起的人类便暴露出自己的软弱无能，表面上的世界舆论便分裂为各国的舆论了”。因而，国际政治的现实决定着国际舆论及其研究只能是关于国家的对外舆论研究。另外，在借鉴广告学关于企业主体的“品牌”研究和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相关概念与假设的基础上，国家形象研究成为国际关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交叉点，形成了国家形象建构及其影响因素、国家形象对外交决策中决策者的影响机制等研究议题。

　　第二，以传播和媒介技术为中心的权力观。从狭义的传播角度出发，国际关系学者将大众媒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要素与手段，将国际传播作为进行思想、观点灌输的过程，提出国家行为体动用大众传播在国际舆论和话语场域中提升本国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的“国际传播力”与“国际话语权”问题。从广义的传播角度看，传播基础设施不仅是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技术基础，而且构成了国际政治权力的物质表征。这一认识存在于媒介环境学的论述里，也大量存在于地缘政治学的研究文本中。早在19世纪，德国地缘政治学者弗里德里希·拉策尔便将交通网、电网、贸易相互作用和迁移作为生命力的表现，并指出交通网和电网赋予领土以生命及活力。伴随数字技术的兴起，互联网、移动互联网、VR、AR、全息影像、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型数字技术作为国家能力的新组成要素，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新场域和新的研究焦点。

　　第三，媒介技术变革带来的新安全挑战，使国际传播现象被纳入安全化理论、安全战略、安全治理、安全规范及其竞争等研究范畴。新兴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进步与便利的同时，亦带来了对未来的未知与不确定性，其往往伴随的是技术悲观主义或者技术决定论思潮。通过“安全渲染”“日常安全实践”和“技术化”等路径，媒介技术问题被安全化，给国内国际秩序及规范带来现实冲击。此外，新媒体时代的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等问题日益成为国家战略与全球治理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议题包括网络基础设施管理、网络空间数据内容的控制与治理以及跨国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等网络空间行为的研究。

　　全球化时代跨国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传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国家行为体发展迅速，除了国家间的权力博弈，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政党以及个人对国际关系与世界政治的影响同样重要且深远。随着冷战后全球化进程和信息革命的发展，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其不仅利用大众传媒在国际社会发声，自身也日益成为国际传播中的重要主体，通过形成不同领域的跨国社会网络，影响国内政治与全球治理。如何借助大众传媒实现非国家行为体的目标，成为跨国主义、新自由主义、全球主义和国际制度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议题。

　　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媒介技术变革的背景下，世界政治中信息的传播与流动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影响着国家间相互依赖模式、国家间合作与国际制度的发展。信息加工和传递成本急剧下降，促使世界政治中传播渠道的数量呈几何级增长，筛选信息的能力变得比传送信息的能力更重要，创造和破坏信任而非控制信息传递能力的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其中，全球媒体与跨国公司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跨国传播集团成为全球化时代不同于主权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生产机构，对国际秩序、国际舆论、国家对外政策与各国精英集团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另一方面，在全球治理领域，围绕反战、气候变化、生态环境保护、社会发展、妇女权利、劳工权利、原住民权利等不同问题，跨国行为体如何为特定政治目标沟通内外政治环境，使价值、规范、观念、政策条例、商品以及服务能够跨越边界开展信息流动的过程，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研究对象。具体内容涵盖信任作为非国家行为体实现自身目标的重要权力来源，如何通过与媒体互动来构建与保持；以说服和交往为主要工作过程的跨国倡议网络如何使用施压、影响、制裁和羞辱等手段影响政府的对外政策与全球治理议程，其中涉及信息政治、象征政治、杠杆政治和责任政治等传播策略的研究。跨国行为体往往通过互联网、移动通信等新媒介技术，以更广泛、更迅速、更平等的方式，实现信息交换、汇聚舆论和集体行动的协调。其不仅涉及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等相关问题，而且将相关理论置于“国际”的问题场域以重新思考与检验。

　　社会建构与文化意义：传播学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启示。长期以来，传播学理论受符号学、修辞学、社会文化、社会心理学、现象学和批判理论等影响，为建构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带来了重要且深刻的思想启示。

　　在认识论层面，激进的符号技术论者关于符号/符码、表征、主体/认同及其背后的操纵与权力问题的看法在认识论上启发了国际政治理论的“美学转向”。在本体论层面，乔治·米德与赫伯特·布鲁默提出的符号互动学说，雅柯布森关于意义存在于全部传播行为之中的论述，皮尔斯关于“符号—阐释义—被表现物”的符号活动过程论，霍尔关于受众、媒介和信息制造者互动关系的“编码—解码”大众传播模型，不仅从符号学与传播学的角度揭示了主体间性的分析价值，而且开启了社会建构与文化意义的讨论，推动了社会建构主义思想的兴起。反映在国际关系领域的问题上，“文化”作为国际社会的共有知识如何被建构并在主体间传播；国家身份认同如何被建构并在社会传播过程中实现再生产；国际规范何以扩散、内化与重塑，其过程受传播学创新扩散理论和议程设置、框架、符号修辞等策略影响如何发挥作用，以及传播学关于叙事语言结构、意义建构过程和符号阐释功能的讨论，亦对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研究中话语受众、情感认知、国内观众成本、战略叙事等中层理论和分析概念的兴起产生了重要的理论启发。

　　（作者系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