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化进程和迁徙家庭化的发展，我国流动老人数量日益庞大，由此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包括养老服务、医疗保障、文化适应、社会融入、心理健康、代际关系等。其中流动老人的文化适应与社区参与问题值得关注。

　　文化适应理论普遍应用于流动群体的研究中。“文化适应”是指来自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在接触、交流中，其中一个或多个群体原有文化性质和模式改变的过程。跨文化心理学家约翰·贝瑞曾提出4种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即整合、同化、分离和边缘化。杨菊华则依据国内现实情况将“文化适应”解释为文化接纳、文化融入与文化习得，归纳为语言交流、社会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四个维度。其中，语言交流不畅是流动者遇到的首要问题；语言使用能力和语言实践反映了流动群体融入当地主流文化或保留家乡文化的意愿。并且，流入者的年龄越大，文化适应所需的时间也越长。

　　流动老人常常面临着文化适应带来的心理问题，包括语言沟通、生活方式、心理压力、精神健康、家庭关系等诸多方面。首先，受到方言的影响，许多流动老人在新环境中交流不畅，再加上较为被动的社交意愿以及身体机能方面的限制，他们难以像年轻人那样快速建立起人际关系并适应城市生活和差异性的价值文化。其次，伴随文化适应困难而来的是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问题。老年流动群体容易产生一种“边缘感”，认为自己被排斥在城市的主流圈子之外，显得无足轻重，无法形成对漂泊之地的归属感。再次，研究发现文化适应既可以通过“内隐”的主观思想、态度偏好，也能通过“外显”的行为方式、生活习惯影响老年流动群体的精神健康。最后，随迁老人可能面临与子女的代际冲突，存在因生活方式、育儿理念、价值观念差异导致的矛盾，陷入“孤立无援”的心理境地。

　　从现实情况来看，社区参与是提升流动老人文化适应的重要途径。作为家庭之外的第二大活动场所，社区为老年流动群体提供了日常交流互动、建立和维系社交关系的基本空间。老年流动群体的社区参与主要分为三类：娱乐性参与、志愿性参与和自治性参与。目前娱乐性参与是最主要和最普遍的形式，包括下象棋、跳广场舞等，以老年人的兴趣爱好为纽带自发组织而成，具有结构松散、凝聚力强、关系较为亲密的特点。志愿性参与基于老年人自觉自愿的基础之上，包括开展便民服务、参与治安巡逻等，体现出较高的参与热情和社区认同感。相对来说，自治性参与是参与范围最小、程度最低的一类，例如以楼栋为单位的自治管理机构。老年流动群体的社区参与状况存在内部分化，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经济条件等个人因素，以及社区活动开展情况、政务公开程度、社区居民熟悉程度等外部因素。

　　然而，流动老人的社区参与呈现出“高态度、低行为”的特点。整体来说，老年流动群体对社区参与的意愿较高，但是在实践上表现并不理想，这是诸多因素综合导致的结果。第一，在宏观制度层面，对促进老年流动群体社区参与的重视和宣传不够充分，缺少相关鼓励措施。第二，在社区层面，社区组织的工作大多仍然停留在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各项行政任务，缺少自主性和积极性；且社区政务公开情况、社区资源、社区活动开展方式都会产生影响。第三，个体层面因素也有一定影响。包括受教育程度不高、思想观念较为传统、主人翁意识和参与意识不强、不清楚自身拥有参与社区事务的权利、对社区事务的了解程度有限等。

　　另外，重视流动老人的文化适应能够帮助其社区参与。通过社区参与和社区互动，流动老人能够逐渐了解迁入地的精神面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提高自身文化融入程度，缓解孤独情绪。同时还能够丰富流入地文化的多样性，促进社区中具有整合性和包容性的生活共同体建设。当流动老年人对社区风貌、文化习俗具有更加充分、全面的了解，对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较高时，参与意愿和热情更强烈。

　　在家庭养老功能逐渐淡化的背景下，发挥社区这一城市基本单位的功能，积极促进流动老人的社会融入和文化适应。从政策上高度重视与流动老人相关的社会问题及其需求，引导“老有所为”的积极社会氛围。努力完善社区养老服务，丰富社区活动的内容及形式，鼓励流动老人力所能及地参与社区事务管理和社区建设。加强社区文化宣传教育，建立多层级老年心理关爱模式，打造社区老年心理驿站，为流动老人提供社会心理支持。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