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以视觉为核心的时代。当我们追求2k、4k甚至8k的电视电脑屏幕，当我们给手机配备以往只在相机上才有的潜望长焦镜头，当我们越来越熟悉各种图片编辑技术，越来越沉迷于短视频之中时，我们所追求的无非是某种极致清晰、同时也精致多样的视觉效果。虽然现代技术带给我们的是视听综合体验，听觉的享受在现代技术中也占据着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但听觉自身的特点似乎就决定了，它不如视觉的直观在场那么震撼人心。

　　视觉中心主义

　　诉诸历史，我们会看到，这样一种视觉的中心地位在哲学史、思想史中也是一个十分古老的现象。从柏拉图的太阳喻、洞穴喻，到基督教中的光照说，再到笛卡尔的屈光学以及对一个透视自我的发掘，一直到被海德格尔称为“世界图像时代”的现当代，视觉作为隐喻或实指的统治地位亦随处可见。

　　也正是在这一技术和思想的背景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视觉文化研究（Visual Culture Studies）成为了西方思想界的一门显学。当然，视觉文化研究虽然指向的是以视觉为核心的一系列领域，如艺术史研究、图像学研究以及各色社会批判理论，但这些研究的主旨却并不是弘扬或强调视觉的优先性。恰恰相反，视觉文化研究在绝大多数时候都以反思那些以视觉为核心的思想研究范式为己任。

　　这或许是因为在当代思想界中，学者们几乎都会将光、视觉和漫长的形而上学传统联系起来。因此，对视觉中心主义的批评和反思，实际上就是对某种本质主义和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批评和反思。我们会看到，视觉文化研究中至少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与对现代性的批判以及对启蒙运动的反思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将范围限定在哲学领域的话，我们更会看到，20世纪以来，几乎所有的哲学家在谈到与视觉相关的问题时，都对其持批判态度，并将这一问题与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联系起来。在他们看来，从柏拉图一直到胡塞尔的形而上学传统，都是一种以视觉和光为核心的哲学传统。与这种传统相伴随的思想，一方面将主体看作一个以视觉活动为核心观看着世界的主体，另一方面则将外在世界看作一个被主体的观看活动所“表象”的客观世界。而这些哲学家都在批判这样一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同时，试图在此基础上重新理解主体，并由此重新理解主体与外在世界的关系。这样一种批判性的思路，在20世纪以来的法国哲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批判视觉之含混

　　马丁·杰伊（Martin Jay）的名著《低垂之眼：20世纪法国思想对视觉的贬损》（Downcast Eyes: The Denigration of Vision in Twentieth-Century French Thought），就是一本论述当代法国哲学对“视觉中心主义”（ocularcentric）批判的哲学史、思想史著作。此书卷帙浩繁、牵涉众多，作者在前两章中勾勒了从古希腊到笛卡尔再到启蒙运动对视觉核心地位的不断提升和强调，并以此为背景，在此后的八章中详细论述了当代法国哲学对这一传统的批判。书中涉及当代法国哲学几乎所有的重要人物，从开端处的柏格森，到现象学传统中的萨特、梅洛-庞蒂和列维纳斯，从难以归类但构成了当代法国理论另一开端的巴塔耶，到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拉康、福柯、德波、罗兰·巴特、德勒兹、德里达、利奥塔等人。可以说，马丁·杰伊以“低垂之眼”这一形象的说法，总括了一部以视觉问题为核心的20世纪法国哲学史。

　　然而，相较于一般的以概括哲学家思想为主的哲学史，“低垂之眼”这一主题也为其研究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其原因在于，虽然熟悉20世纪哲学的学者可能都能从中发现一条隐含着的对视觉中心主义的批评线索，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位哲学家以专门性的主题将视觉这一问题视为自己思想的核心。我们可以在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福柯、德勒兹、德里达甚至列奥·施特劳斯等哲学家的著作中看到他们对听和看以及对图像、影像、直观等问题的讨论，但没有一个哲学家会说，他的思想主题是“听觉优先于视觉”。在绝大部分哲学家的思想中，视觉主要是起隐喻性的作用。当然，这也与视觉作为人的一种感觉，本身很难成为一个哲学概念有关。尤其当我们以视觉为核心去编织相关概念的时候，我们不禁会好奇，萨特和德勒兹、梅洛-庞蒂和巴塔耶、拉康和列维纳斯，这些差异巨大的哲学家，真的是针对同一个“视觉”在加以批判吗？这也就导致了在论述这些哲学家对视觉中心主义的批评时，对“视觉”概念的讨论很难达到一般哲学概念的清晰。

　　更进一步我们会发现，除了贬损视觉之外，不同哲学家关于反视觉的论述，看起来相互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每个哲学家似乎都处在一种分散的点状结构之中，而没有被逻辑性地串联起来。马丁·杰伊所提到的诸多不同的哲学家，为什么都会共同针对视觉中心主义进行批判？这些分属不同流派、遵循不同方法、思维方式差异巨大的哲学家，真的有某种共同的契机和目标吗？

　　思想史的严格性

　　实际上我们会发现，马丁意识到了他将要面对的问题。他在“引言”中就说道，“这个研究的重点是一种话语（discourse）”，而“话语是一团或多或少松散编织在一起的观点、隐喻、断言、偏见，它们在‘话语’这个词的任何严格意义上更多知识关联性地而非逻辑性地凝聚在一起”。可以看到，马丁充分意识到了讨论反视觉问题中的困难，虽然有许多哲学概念在类比和隐喻的意义上都与视觉相关，但视觉自身很难直接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被加以讨论。因此，这种对反视觉的研究也就很难在严格哲学意义上被加以论述，而只能在福柯意义上的话语结构中去加以辨析。

　　同时，一旦我们认同这样一种话语分析的合理性，那么我们可能就必须得同时接受这种话语分析相对于概念分析式写作的含混和模糊。当然，这样一种含混和模糊也许并不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它的合理性可能来自于给视觉提供基础的生命和生活本身的含混和模糊。换言之，也许正如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所一再强调的，人的感觉活动本身相较于形式化的自然科学就是含糊的，这种含糊也许没有形式科学那样的精确性（accuracy），但并不意味它自身没有严格性（rigorous）。

　　这种严格性也就意味着，要如其所是地面对其所研究的对象。要将所论述的哲学家的思想回置到其所处的时代和语境当中，同时又不能将语境和时代过分凌驾于哲学家本人所思考的问题之上。换言之，这要求研究者既要充分理解和阐明每一个不同哲学家所处的语境、所置身的时代背景、所受的思想影响，又要求其能够把握哲学家本人的根本问题，能够辨析哲学家的思想源流，这显然是一个极高的要求。

　　马丁无疑充分理解了这样一种处境。他在铺垫20世纪反视觉的史前史的叙述中，花了大量笔墨论述19世纪以来的各种视觉奇观，从1859年奥斯曼男爵对巴黎的改造到百货商店在欧洲城市的兴起，从广告图像的爆炸到银版照相法以及最早的照片PS技术的发明，从世界博览会的诞生到各种艺术流派的产生。正是19世纪以来人类在技术上的长足进步，才构成了20世纪反视觉潮流的兴起。

　　同时我们也会看到，马丁在对萨特的讨论中，除了强调现象学运动对萨特的影响之外，还特别强调了萨特童年丧父对其思想的影响，“一个孤儿在他缺席的父母眼睛中感到特别内疚”。再如，在对西方哲学开端时对视觉的强调中，他并没有大而化之地认为柏拉图是一种典型的视觉中心主义者，而是细致地剖析，认为柏拉图对一般所说的肉眼视觉持十分负面的态度，同时也导致其对模仿艺术的厌恶。这种相对客观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即便如此，马丁的语境分析相对来说还是太少了，大量论述仍然是围绕着哲学家们的观点展开，同时也有不小的篇幅贡献给了法国反视觉论者们的德国前辈。与此同时，他在考察哲学家们思想的同时，似乎又有意不去直接叙述哲学家们的相互关系。比如，就柏格森、萨特、梅洛-庞蒂甚至列维纳斯、德里达来说，他们对于视觉中心主义的批评实际上比较明显地偏重于哲学层面，而拉康、阿尔都塞、福柯和德波等人的批判则更多与政治、社会以及权力话语相联系。这就又回到了那个根本性问题：一种好的思想史研究到底应该是怎样的？

　　从马丁有关“低垂之眼”的叙述中，笔者时常会联想到剑桥思想史学派的风格。佩蒂特在给波考克《马基雅维利时刻》一书的评价中曾说，“《马基雅维利时刻》提出了上千个问题，解决了两三个，给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留下了几十年的工作”。问题繁复、歧路百出的感觉，也许是思想史研究成功的标志，那些看似清晰的思想源流也许是略过了太多历史曲折的后果。当然，即便如此，类似于福柯式的、将洞见和语境相结合的方式仍然是思想史研究应该效仿的对象。只不过，马丁常有，而福柯不常有，能够对前者提出如此之高的要求，也许已经说明了其不可磨灭的价值。

　　（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