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行动的人类学基础是什么？这是法国当代极富国际影响力的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1993年春天的法兰西学院课堂上提出的问题。这位凭借其社会学杰出研究而获得法兰西学院院士的思想家为何在其学术生涯晚期突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呢？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社会学的猛攻

　　这一切要从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现代哲学引发的一场古老思想战争说起。笛卡尔的二元论哲学将世界一分为二：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这套二元论思想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框架，整个西方思想界逐渐分裂出理性派与人文派两大阵营，理科与人文的学科分野就是这种二元结构在学科构建上的直接体现。这两大阵营自产生起就一直处于对抗与斗争之中，极端的理性派期望突破物质世界，用理性的、数学化的方法来处理非物质世界，从而构建起纯粹理性的社会科学；而人文派则通过强调人的精神世界的非物质性来对抗前者，从而为人文、艺术、信仰等保留更多的地盘。在布迪厄的眼中，这两大阵营间数百年的对抗就仿佛一场无休止的“宗教战争”，而他所在的社会学以及经济学领域恰恰处于这两大阵营对抗的前线位置。

　　除了对两大阵营持久对抗的“远虑”之外，布迪厄还面临着“近忧”：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攻势。在20世纪60年代，强调个人理性选择、支持自由巿场经济、反对政府过度干预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思想在经济学中发起“复兴”运动，并迅速占据了主流地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攻势并没有就此停止，而是同新自由主义思想联手攻入政治学、国家理论等人文社科领域。经济学思想还深刻地影响了国家政策与意识形态。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取消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转而采用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底色的新自由主义国家转型浪潮迅速涌向欧洲、涌向法国。对此，布迪厄忧虑重重。

　　随后，更迫切的挑战出现了，布迪厄的理论对手已经兵临城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不只是一个经济学理论，也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联手新自由主义在经济、政治、社会各个领域扩散，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学科综合体”，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潮。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思潮披着“理性行动理论”的外衣攻入了社会学内部。担任法兰西学院“理性与社会科学”领域讲席教授的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就以理性行动理论为纲领多次批评布迪厄。同样用理性行动理论来研究社会学的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于1991年当选为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此外，芝加哥学派的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在1992年被授予诺贝尔奖。这位经济学家“将经济分析延伸到人类行为和人际关系的新领域”，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去研究婚姻、教育、家庭等社会学的传统议题。布迪厄对此感受到了强烈的入侵性。他以尖刻的语言说道：“贝克尔有一种优点：他用他那大蹄子一脚踩了进去，但他至少进去了。经济学家们很喜欢他，因为他们认为他以一种吞并的方式，终于把社会范畴也纳入了经济学”，“你会想告诉他们，‘快滚回你的经济学里去！’”

　　可以想象，当布迪厄站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堂，他的课堂因其幽默的讲课风格而充满欢声笑语，但他的内心恐怕并没那么轻松。在他的精神世界中，理性科学与人文思想两大阵营陷入四百年的“宗教战争”，他所在的社会学又处于战线前沿，不久前一支打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旗号的部队从理性派阵营异军突起，迅速攻占大片领地并成为一股跨学科的强大势力。如今战火已经蔓延到社会学内部，对岸的美国似乎已经全面失守，加里·贝克尔的获奖就仿佛是对手发起总攻的号角。此时此刻，作为法国社会学的领军人物，站在欧洲人文主义大本营的法国，面对迫在眉睫的危机和已经兵临城下的理论对手，他必须有所回应。

　　礼物经济学的一场奇袭

　　于是，布迪厄出招了，在1993年春天的法兰西学院课堂上，他提出了这个问题：经济行动的人类学基础是什么？面对来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汹涌攻势，感受到危机的普通社会学学者可能会细数社会学的历史与优势，或是批评经济学处理社会学议题的种种不足来防守社会学的领地。但这位法国顶尖的社会学家没有这么做，他知道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这一问题就是布迪厄社会学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思潮的奇袭。

　　布迪厄敏锐地注意到，理性行动者模型在这股基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基本理念而形成的跨学科思潮中的回归，意味着这股思潮围绕着一种独特的人类哲学建立起来，那就是将理性作为人类行动基础的人类学。换句话说，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思潮的人类学核心基础是“经济人”预设。而在他看来，这正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思潮的根本弱点，也就是他要攻击的要害。因为经济行动是人的行动，在经济行动中的人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经济人”，而是“社会人”。

　　在课程的一开始，布迪厄就表明自己想做的是“努力为经济运行奠定融贯的基础”，“让经济行为重新融入人类行为的世界”。面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思潮意图吞并社会学的攻势，布迪厄想要做的不是防守社会学的领地，而是反过来将经济行动纳入社会学的范畴之中。因此，这门以经济行动的人类学基础问题为主题的课程，就是布迪厄对经济学发起的一场奇袭，他抛出的这个问题就是冲锋的号角。

　　布迪厄的奇袭始于一个对于法国思想界来说格外重要的问题——礼物问题。法国人的精神之父笛卡尔将“慷慨”（générosité，也译作“宽宏”）一举抬升到了唯一至高的美德。笛卡尔的这一理论深深地塑造了法兰西民族的精神世界，法国人一直被鼓励（甚至被要求）将慷慨视作最高美德，慷慨之人的外在表现就是“给予”，而所给予的东西就是“礼物”。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下，马赛尔·莫斯的《礼物》横空出世，一石激起千层浪。他用丰富的人类学材料表明，古式社会的基础不是契约，而是“礼物—交换”，其内在逻辑是给予、接受和回报这三重义务。这三重义务在列维-斯特劳斯那里又被简化为了“交换”一种形式。由此，莫斯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解释将礼物活动的基础归于互惠的交换。这显然冲击了将礼物视为慷慨给予的表现的传统观念。随后，雅克·德里达以现象学的方式更为激进地宣称：“礼物是不可能的！”出自慷慨美德的无偿给予要求给予者不知道自己在给予，要求接受者不知道自己在接受，然而给予者与接受者都心知肚明，给予礼物会有回礼，因而所谓的无偿给予的礼物是不可能的。而这也就意味着“慷慨是不可能的”。礼物不过是交换，那美德就成了伪善。由此，“礼物”成为了法国思想界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

　　布迪厄认为，礼物问题的症结在于主客观之间的矛盾，礼物的主观真理是不求回报的慷慨美德，礼物的客观真理是赠礼会有回礼这样一种交换结构。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分析了礼物经济及其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布迪厄指出存在着一种礼物经济，它是一种象征性商品的市场，其中的经济活动就是以礼物交换为代表的象征性交换活动，礼物等象征性的东西被视为有价值的商品。在礼物经济的社会中，无偿的慷慨给予行动被视为一种有价值的、可以得到回报的经济行动，参与者们经过社会化得到“慷慨”这一特殊秉性。他认为礼物经济的交换结构与参与者的社会性慷慨秉性的辩证关系超越了礼物问题的主客观矛盾。

　　布迪厄认为自己对礼物经济的分析可谓一石二鸟，不但解决了困扰法国思想界的礼物问题，而且足以击破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根基。对礼物经济的分析表明，“并非只有单一的经济，而是有诸多的经济”。至少存在着两种经济：一种是经营经济，讲究银货两讫的交换，参与者运用理性进行计算，追求最大化自利，这样的经济活动是完全祛魅的；而另一种则是象征性经济，与前者相反，参与者极力否认交换、否认逐利、压抑理性、强调商品的不可计算性，并且努力给这些活动赋魅。象征性经济活动仍然是经济活动，但作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根基的“经济人”设定以及由此而来的整套经济理论却完全无法解释这一类经济活动，其局限性表露无遗。至此，布迪厄用经济学家自己提供的武器完成了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思潮的批判。

　　人类学哲学打破经济学与社会学壁垒

　　布迪厄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思潮的这场奇袭并没有停留在“破”之上，他想要破而后“立”，用一套人类学哲学理论替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人类学模型来解释人的经济行为。主要分为两步：一是用“经济场域”概念来替代纯粹完全的市场概念；二是用具有惯习或秉性的施动者来替代理性的施动者概念，也即是用“社会人”来替代“经济人”。

　　“场域”（champ）是布迪厄理论的创造性概念。“场域是一个力量场以及为了转变力量场而进行的斗争场，在此之中，每一个施动者都会利用他在权利关系中所拥有的力量来维持或转变它。”布迪厄很早就开始系统地使用场域概念来分析研究各种具体的领域。每个专门的场域都有各自的特殊性。他提出用历史性的“经济场域”替代完全竞争的“市场”概念，认为分析重点应该从供求关系、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转到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关系上，主张经济场域是一种“生产者之间的一个以某种权力关系结构为特征的竞争空间”。此外，他还特别强调经济场域中的国家力量。

　　“惯习”（habitus）是其理论的另一个关键概念。他主张个体、家庭、生产者等施动者的经济决策往往基于惯习，而非全部基于理性意识。惯习是“作为产生系统性和实践性偏好行动的原则的秉性系统”，它是由施动者所在的历史社会所塑造的，是一种“集体性的个体”。因此，经济行动的基础并不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思潮所预设的理性人，而是具有社会秉性或者说惯习的社会人。

　　布迪厄用经济场域和施动者惯习这两个核心概念构造了一套经济人类学哲学来重新解释经济行动及其基础。这套学说自提出起就伴随着误解并遭到犀利的批评与反对，对经济学界影响甚微。但他提出的这个问题至关重要——经济行动的人类学基础是什么？他通过反思性的批判，让人们认识到经济理论背后所隐含的规范性；他通过将象征性经济纳入经济活动范畴，向人们展现了经济领域的多样性以及“经济人”预设的局限性；他通过提出一套新的人类学哲学理论，来尝试打破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壁垒。考虑到经济和经济学理论的至关重要性以及当下经济运行面临的种种挑战，我们如今更加迫切地需要不断探索和深入反思经济活动的基础，而这样的探索与思考也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济学学科之内。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