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礼、乐本西周王官之学，“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礼记·王制》），是当时文明传承、文化传播最基本的内容和教育程序。进入春秋战国，乾纲下替，王官失守，诸子百家各取周官旧典和礼、乐仪式随意发挥，为自己学说张本。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深切体悟周公开创的礼乐文明之精神，序《诗》《书》，正礼、乐，修《春秋》，继承、保存并发扬了“郁郁乎文哉”的周文献与周文明。唯此数百年中，汉字由籀文省减为篆文，流变为古文，结体成隶书；《春秋》相继由“儒分为八”的后学引申解说，周官旧典则广为百家用不同字体反复转写征引，因百家之杂语，造成六经之异传。汉承秦弊，收拾残余，秦汉经师或以《颂》，或以《雅》，各本师说教授，从源头上决定了武帝“独尊儒术”的五经博士文本不可能统于一说，所以一经有数家之说。从黄龙十二博士到建武十四博士，都是因应六经异传异说，为“扶微学，广异义”而不得不应对的政治措施。

　　树碑镌经：标准文本的永恒追求

　　武帝独尊儒术的用意，在于六艺是“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汉书·儒林传序》）。资治的经典需要统一的文本，五经文本的不同和博士的异说，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经典的传承和国家各种制度的运作。所以，寻求统一文本之道，刻经于石，成了不二之选。自东汉末熹平四年（175）刻七经于石开始，到清中叶乾隆末年所刻十三经，历代王朝先后刻成七部石经。继熹平石经之后有曹魏正始三体石经、李唐开成石经、孟蜀广政石经、北宋嘉祐石经、南宋绍兴石经和清乾隆石经。

　　熹平石经选取五经十四博士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家文本刻在碑阳，同时校勘各家异同，将校记异文刻于碑阴，虽然兼顾众本，仍显示出定于一尊的意图。因为十四博士同样是今文官学，只能兼刻异文以求得平衡。曹魏时今文学式微，古文学兴起，用与古文经相应的古文、篆文和当时传习书写的隶书三体刻经于石，反映出今古文经学的兴替。六朝以还，随着纸张的普及、经典传习方式的改变、书写人数的无限扩大，俗字、别字也随之纷乱不一，经典文本的统一性受到严重挑战。隋唐官方经多次校勘，书壁易木，最后刻成开成石经，结束了六朝以来俗字、别字纷乱的局面，成为“古本之终”；同时又为宋元明清的经典文本树立起一个典型，成为“今本之祖”。继之而起的石经，都想在开成石经之外别开生面，孟蜀石经兼刻经文和注文，嘉祐石经兼刻篆文和楷书，南宋石经表现高宗的书法，乾隆石经则以蒋衡写本为主，雠校众本，是一种择善而从的标准本。总之，七朝石经，各有千秋，但希冀成为本朝一种标准文本以永垂不朽，则是千古一心的共同追求。

　　取式写本：孟蜀石经的文本价值

　　孟蜀石经与其他六朝石经相比，有诸多独特的地方：石经刊刻，一般都由帝王下诏，钦点重臣主持，是绝对的国家行为，唯独蜀石经由宰相毋昭裔个人捐金刊刻，蜀主孟昶反而是乐观其成。六朝石经之刊刻时间，少则三四年、七八年，最多也不过一二十年，而蜀石经从广政七年（944）动工，断续增刻，至席贡刻成《孟子》，已是北宋宣和六年（1124），前后经历了一百八十年之久。从刊刻经数而论，熹平只刻七经，正始刻成《尚书》《春秋》二经，《左传》仅刻部分，开成时配合唐代科举制度，刻成十二经；毋昭裔捐金刻石，应有循开成十二经的意图，因为后蜀祚短，只刻成十经，北宋先后补刻，至席贡完成《孟子》，成为第一部儒家十三经经传（注）合集，此后二宋石经因为各种原因都没有刻全十三经，而乾隆所刻的十三经，正文已是“今本之祖”的唐石经系统。蜀石经最值得称道的是兼刻经传和法帖碑式。

　　蜀石经944年在四川刊刻，与后唐长兴本互不相谋，如蜀石经《孝经》《论语》《尔雅》为张德钊书，长兴本此三经是李鹗书，但蜀石经兼刻之“传”，更具体地说，蜀刻十经所用传、注却与长兴本相同。要知其所以然，必须回溯经典文本经传合一的历史。西汉到东汉初年，经典文本和经师的传、解、故、注多分行而不相合并，研习阅读诸多不便。马融《周官传》说“欲省学者两读，故具载本文”，自此至汉末魏晋，儒家经典与传注、解诂渐次合并，六朝隋唐，汉魏的传注、解诂依附于经典文本之后，成为一种常态，渐次固定，这从陆德明《经典释文》“注解传述人”所载已看得很清楚。及孔颖达主纂《五经正义》，贾公彦撰《周礼》《仪礼》义疏，所择取的汉魏经师传注本成为唐代的官方文本，如《周易》经卦用王弼注，《十翼》用韩康伯注，《尚书》用孔传，《诗经》用毛传、郑笺，《三礼》用郑注；至中唐，《礼记·月令》用李林甫注，《孝经》用唐玄宗注。唐代科举的明经、帖经，需要有统一稳定的文本，故这些经传合一文本就被固定下来。此后张参、齐皡、韦公肃、郑覃等相继校勘，都是同样的传注本。

　　郑覃在大和中取前朝九经经注本重新校勘，并将经文书石镌刻，是为开成石经。五代后唐冯道、李愚和田敏等在长兴年间命专业儒徒按唐石经文句，依次将注文抄写在相应的句子下，刻成书版印行。他们之所以不取大和写本直接刊刻，而要多此一举，取唐石经文句勾写再刻，是因为唐石经经文经郑覃校勘，更加精善。局居四川的孟蜀宰相毋昭裔，因穷困时借书遭人白眼，发誓宦达后要使天下人皆有书读，所以他刻蜀石经，是私人的践诺还愿，非朝廷官方行为，专业人力有限，不可能大张旗鼓重新校勘，只能请张德钊、孙逢吉、张绍文、周德贞等取郑覃校勘的经传合一的大和写本直接书写上石，刊碑立石。长兴本和蜀石经虽都源于大和写本，但取径略有不同，前者是大和写本（经传）—唐石经（经文）—长兴本（经传）；后者是大和写本（经传）—蜀石经（经传）。所以，晁公武等在南宋时校勘蜀石经和以长兴本为祖本的监本，发现经文不同者三百余字，而注文差异竟有四十卷之多。经文的不同，显示二点，一是郑覃在大和本基础上的改易，刻本在翻刻过程中的走样；二是大和写本的字迹潦草不规则和张德钊、孙逢吉等人在辨识、抄录过程中的走样。立足于此来看蜀石经，它的价值在于，唐宋以后都以唐石经、长兴本为祖本的前提下，蜀石经还保留了唐石经所依据的大和写本的很多痕迹。今天校勘蜀石经残拓的经和注，经文字少，差异甚微，但注文确实有很多衍夺颠倒和语气词或有或无的错讹，甚至有转行时写脱之例，最明显的是《考工记》一段六百多字注文中有三十多处讹误，这些都是直接抄录，未经校勘的痕迹。但因为它直接抄自大和本，有些地方还保留了唐代写本的正体字和通用字，让我们得以窥见刻本时代以前的面貌，所以弥足珍贵。

　　绵延经传：千碑林立的法帖特色

　　蜀石经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仅保存了写本时代的字形、文句和行款特征，而且在唐石经跨碑书写的基础上也有改进，成为一种独特的帖式经碑。熹平石经、三体石经经碑高两米多、宽约一米，都是通栏一行到底，熹平石经今文经一行七十多字，正始古文经一行六十字，上下阅读非常不便。六朝纸张普及，书册制度逐渐形成。唐石经取式于书册形式，分碑石为八栏，每行十字。将经文每篇（卷）字数先按一行十字计算出总行数，再按八栏计算出一篇（卷）在每碑需占行数，然后从右到左、从上至下将一篇（卷）书写完毕，再接以下一篇。这种书册形态的好处是椎拓后易于装裱，但因唐石经碑石与汉魏石经一样，宽度一般只能容三十五到三十七行，故字数多的篇卷就必须延展到下一碑，有的还会跨二碑三碑，这就要求碑石只能互相紧挨连排，一旦分开或有间隙排列，就难以卒读。蜀石经兼刻经传，字数要比唐石经多得多，如果也像唐石经这样跨碑刊刻，连碑排置，势必绵延数里。所以，他们改变唐石经碑式，化八栏为一栏，这样每篇（卷）自为起讫，无须考虑连碑排列，而且一栏横书横刻，既方便观瞻，也容易椎拓。

　　遥想当年刻成之后，千碑林立，儒雅气象，堪称壮观。蜀石经书法近于欧褚，结体严谨，行笔刚健，椎拓之后，经折装裱，就是一本赏心悦目的碑帖。宋代是丛帖兴起与兴盛的时代，《澄清堂帖》《淳化阁帖》《澄心堂帖》享誉千年，丛帖制作或刻以石，或雕以木，都以逼真毕肖为艺术追求，无论其起源早于还是晚于蜀石经，蜀石经的刊刻形式无疑对宋代丛帖有深远的影响。

　　（作者系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