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洪源，男，1989年7月生，中共党员，哲学博士，2022年6月破格晋升为研究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秘书长、哲学研究所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教授，兼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习近平文化思想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出版个人专著5部、合著5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顶级、权威和核心报刊发表文章90篇，部分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摘编，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青年人才“培远计划”（2023），曾获第八届“胡绳青年学术奖”（2018）、首届“贺麟青年哲学奖”二等奖（2017）、北京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21）、北京市课程思政教学名师（2022）等。

　　首先，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经历。您当时选择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的考虑是什么？

　　自200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时，我就在聂锦芳教授的悉心指导下，攻读本科、硕博连读学位，接受了严格而系统的学术训练，形成了较为全面的知识结构。2015年博士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至今，始终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研究，严格遵循学术研究的规律，通过阅读原著、社会调查等多种方式不断增强自身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力求把文本与思想、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贯通起来，进行分析和透视。

　　当时我选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的主要原因，一是受到社科院“三个定位”及其职责使命的激励和感召，二是社科院能够为青年学者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高层次平台和广阔空间。

　　破格晋升职称给您带来了哪些变化？您的同事、学界同仁尤其是青年学者反馈如何？请简要评价一下职称破格政策。

　　破格晋升职称给我带来的变化，不仅仅是在相关学术领域地位和声誉的提升，更促进了我对学术研究的全身心投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实施职称破格政策，有效地破除了论资排辈、重显绩轻潜绩的陈旧观念，有助于促进青年科研人员成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科研生产力。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我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认同感。破格晋升职称后，我更加积极地参与有组织科研和集体重大项目攻关，以对文本文献的精深细研和思想史的系统梳理为方法，对党的重大创新成果进行学理化阐释与体系化建构，切实落实我院“三项共识”。

　　在相关学术领域，您主要聚焦哪些问题开展了研究，作出了哪些创新性成果，取得了哪些学术成绩或奖项称号？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我始终坚持以文本文献为基础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运用经典著作、思想史、基本理论、现实问题的有机统一的文本学研究方法，追求以哲学观照和把握现实世界的学术目标，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其中，有两项研究被认为达到了国内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较高水准。

　　一是关于马克思与蒲鲁东思想关系的深入探究。相关研究成果紧密结合原文原著，厘清了马克思和蒲鲁东的思想关系中所涉及的重要议题，既鉴别了在同一问题上两种不同思路和观点的关联和差异，更呈现出马克思建构其新世界观和理论体系的进程和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学界对蒲鲁东及其思想的“脸谱化”的观念。该项研究在学界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肯定，专著《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比较研究》于2018年底获评第八届“胡绳青年学术奖”，被认为把马克思与蒲鲁东关系的研究推进到新的层次，其扎实程度在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也较为难得和少见。

　　二是对《资本论》及其手稿思想的系统解读。相关研究成果不仅破除了“《资本论》初稿论”的影响，将《资本论》的各个手稿均视为概念体系完整的独立著作，更在重新探究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关系、梳理马克思“原本批判”研究模式转向的基础上，就手稿中所涉及的主要思想议题作了全面、详实且系统的解读，得到了学界的较高认同。专著《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入选《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十二卷本）》，获北京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发表在《哲学研究》上的两篇论文，分别获得首届“贺麟青年哲学奖”二等奖、第二届“贺麟青年哲学奖”二等奖。

　　此外，我还对马克思早期著作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著作深耕细研，无论是在文献考证、内容解读，还是思想评价和现实价值重估方面都能“发人之未发”，表达自身认真研究基础上的独立见解，在学界获得较为充分的肯定。同时，我认真落实中国社会科学院“三个定位”及其职责使命要求，加强对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的研究宣传阐释。其中，合著《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人类文明》（第一作者），入选中宣部“2022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以及国家新闻出版署“丝路书香工程”（罗马尼亚文）。

　　与高校及其他研究机构相比，您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平台有何特别之处？在您的成长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学术平台、发展机会、政策激励、软硬件保障等方面，为您提供了哪些支持和帮助？

　　相比于高校及其他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它的综合性和全面性，包括学术平台的高端性、发展机会的多样性、政策激励的全面性、服务保障的全方位等。中国社会科学院拥有和产生了一大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高水平专家，学科建设涵盖哲学社会科学绝大多数研究领域，正在深入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是国家级综合性高端智库，也是国内顶尖学术期刊出版集群，此外还建立了以青年学者导师制、青启计划、培远计划、长城学者计划、学部委员工作室等为主要内容的全链条全周期人才培养体系。这些都彰显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优势所在，为我个人的成长和发展也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帮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的充足的自由科研时间，为青年学者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条件。

　　下一步，您在学术研究方面的计划是什么？关于如何在长期跟踪研究中保持发现问题的敏锐度、如何进一步推进科研创新，您有什么心得体会？

　　长远而系统的规划，是持续推动学术研究走向精深的必要条件。自正式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时起，我就制定了延续“史”“论”“著”相统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传统，通过对马克思文本文献的发掘和解读，完成《马克思思想史（三卷本）》的长期研究计划。目前，已经完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三个标志性时期，即“三十而立”创作《哲学的贫困》、“四十不惑”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五十知天命”发表《资本论》第一卷的文本个案研究，正在着手于《青年马克思思想史》的研究和写作。

　　坚持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在长期跟踪研究中保持发现问题的敏锐度、进一步推进科研创新的关键所在。我所从事的相关研究就是遵循文本学方法进行的。

　　您认为青年学者应该如何做好学术研究？对于其他拟申报破格晋升职称的青年学者，您有什么意见建议？

　　弄清楚“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是做好任何事情的重要方法论遵循。学术研究也不例外。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理论创新的动力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处于不同阶段的研究人员，包括青年学者，首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学术理想，涵养真挚深厚的人民情怀，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学术研究才会真正有所作为。

　　“学术实乃天下之公器，学者当为社会之良知。”在实践中发现真知，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富矿”。青年学者应当聚焦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究细研，既要继承我国已有的研究成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借鉴国外理论的合理部分，又要从国情出发，深入调研，练就在实践中认识与发现真知的真本领。

　　不仅如此，学术研究还要遵循其内在的规律，尤其是系统性、规范性、原创性、长期性、持续性等。青年学者理应做好学术研究的长远规划，坚持每日的阅读和写作，“日拱一卒”、积少成多，在量变到质变的转变中做出具有创新性的成果；切莫好高骛远或缺乏主见，盲目追求所谓的热点，在重复性的劳作中制造没有实质性意义的学术“复制品”。

　　除了做到上述三方面的要求外，建议其他拟申报破格晋升职称的青年学者还要注重结果导向，按时推出高质量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不能把“十年磨一剑”错误地当成借口而毫无作为。

　　杨洪源主要代表作

　　1.《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比较研究》（专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2018年再版。

　　2.《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1857—1858年手稿”再研究》（专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3.《〈哲学的贫困〉再研究：思想论战与新世界观的呈现》（专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

　　4.《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发生学探究》（论文），《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0期。

　　5.《辩证法在其正确思想形式上的初步建立——重新探究〈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货币辩证法》（论文），《哲学研究》2019年第1期。

　　6.《思想批判与建构的具体语境——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关系再考察》（论文），《哲学研究》2017年第7期。

　　7.《试论〈资本论〉哲学研究的中国特色》（论文），《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8.《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多重维度及其具体展开——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理论品格》（论文），《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6期。

　　9.《马克思早期人的解放思想的体系性》（论文），《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10.《重新研究〈哲学的贫困〉：意旨、思路与结构》（论文），《哲学动态》201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