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博，男，1985年7月生，中共党员，历史学博士，2021年6月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副研究员，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科研处副处长（挂职）。主要从事出土文献与先秦、秦汉史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出版个人专著2部、合著1部，译著1部，古籍整理著作2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顶级、权威和核心报刊发表文章60余篇，部分文章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全文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曾获第三届“李学勤裘锡圭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青年奖”三等奖（2018）、第五届“董治安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研究奖”一等奖（2022）、第四届“李学勤中国古史研究奖”三等奖（2023）等。获第二批“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英才”称号（2023），入选第八批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2023）。

　　首先，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经历。您当时选择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的考虑是什么？

　　我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均就读于河北师范大学，在我国著名先秦史专家沈长云教授的指导下学习先秦史；2011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在朱凤瀚教授门下继续研读先秦史。2015年博士毕业后，在朱凤瀚、李零等先生的推荐下，进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从事商周考古与青铜器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合作导师是雷兴山教授。北大就读期间，我也有机会参加了北京大学藏秦、汉简牍，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简牍与太原东山汉墓简牍等出土秦汉简牍的整理工作，因此，个人的研究方向便集中在出土文献与先秦、秦汉史研究上。

　　2017年博士后出站时，曾有东南沿海的985高校许诺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头衔，我也通过了北京几家重要的文博类单位的考核，收到了入职邀请。正在踌躇中，我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古代史研究所）的招聘公告，于是毫不犹豫地报了名，蒙卜宪群研究员、邬文玲研究员不弃，最终进入历史研究所秦汉史研究室工作。记得当年新入院人员培训班上，院领导在讲话中提到，来到社科院是最好的选择。确实，对我而言，这是当时、也是现在“最好的选择”。

　　破格晋升职称给您带来了哪些变化？您的同事、学界同仁尤其是青年学者反馈如何？请简要评价一下职称破格政策。

　　我入院工作以后，恰逢院所机构调整，编制压缩导致职称晋升难度堪称“指数级”上升。2020年，也就是我破格晋升副研究员的前一年，我们古代史所副高级职称名额是0，也就是说，根本没有副高指标，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院党组大力推进改革，围绕人才工作布局，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推出职称破格晋升制度，不仅为青年科研人员畅通了职称评审通道，也为优秀青年人才脱颖而出提供了制度保障。2021年，我成功破格晋升副研究员以后，每年职称评审期间，我们所之外，还有很多兄弟院所的青年同事们来咨询，我也很乐意宣传院里这项为青年脱颖而出提供直通车和快车道的新政策，希望更多优秀青年能够享受到政策红利。

　　在相关学术领域，您主要聚焦哪些问题开展了研究，作出了哪些创新性成果，取得了哪些学术成绩或奖项称号？

　　在相关学术领域，我自觉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推动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融合发展，“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发挥跨专业优势，用考古材料研究历史问题，用新出土材料考证重要历史问题。例如，在随葬青铜礼器的器用制度观察上，根据摆放位置，提出“食器分置，甗罍相邻”对于判断商人族属的重要参考价值；提出并践行回到古人的视野用古人的眼光观察古人的研究方法；在北大简牍和海昏简牍实验室发掘中，关注到秦汉时期的典籍文献分类和摆放情况，提出《汉书·艺文志》的图书分类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渊源；根据出土简牍中的三种“目录”形态，认识到当时的“录”并不是传统目录学、文献学所认为的兼包“叙”“目”，而是从既存文献中提炼信息制作而成的二次文献；提出序次是图书校理的最重要工序，也是真正意义上“目录”出现的关键。

　　基于相关研究撰写的论文曾获“第三届李学勤裘锡圭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青年奖”三等奖，专著获得“第四届李学勤中国古史研究奖”三等奖、第五届“董治安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研究奖”一等奖。我个人也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英才”荣誉称号，2023年入选第八批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与高校及其他研究机构相比，您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平台有何特别之处？在您的成长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学术平台、发展机会、政策激励、软硬件保障等方面，为您提供了哪些支持和帮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重要阵地、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院领导提出的“三项共识”深入人心，我个人也有幸参与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阐释工程等重要项目的相关工作。我参加了院领导主持的多项中央重要交办课题，并多次被推荐参加中办、中宣部和我院组织的座谈会，承担《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新编）中国通史纲要》的撰写、统稿工作。这些工作，帮助和促使我把研究重心放在历史学科基础理论与应用对策研究的融合上，放到学术研究与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融合、阐释上。

　　中国社科院和古代史所也鼓励我承担学术普及等社会服务工作。例如，推荐我担任央视综合频道《典籍里的中国》《中国考古大会》《寻古中国》《简牍探中华》的指导专家。《海昏侯国除诏书》的研究成果曾被新华社以中、英、法、日等多语种全媒体平台推介，全网浏览总数过亿人次，曾先后登上微博和抖音“热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文化效益。

　　下一步，您在学术研究方面的计划是什么？关于如何在长期跟踪研究中保持发现问题的敏锐度、如何进一步推进科研创新，您有什么心得体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这为我们青年古代史研究者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了行动指南，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个人理解，就是要在研究工作中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标志性的物质与文化遗存，阐释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

　　出土简牍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物见证，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生动体现。未来我将继续主要承担海昏、北大简牍的保护整理与研究任务。目前，两批简牍都已纳入“十四五”国家古籍整理工作规划。其中我负责整理的1000余枚《六博》棋谱，是迄今所见最为完整的六博行棋资料；《国除诏书》也是迄今发掘出土的首份西汉国除诏书实物。未来我计划通过简牍整理报告和文字编的编写，用新出土材料解决六博行棋规则的复原、中华观念的产生等重要历史问题。

　　您认为青年学者应该如何做好学术研究？对于其他拟申报破格晋升职称的青年学者，您有什么意见建议？

　　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青年学者来说，建议把个人的研究重心放到党和国家需要关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观照国内外重大形势、重大问题、重大风险，注重学术研究与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融合、阐释。始终站在党和国家的角度思考问题、认识问题、判断问题，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而使我们自身的学术研究行稳致远。

　　杨博主要代表作：

　　1.《战国楚竹书史学价值探研》（专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

　　2.《战国秦汉简帛所见的文献校理与典籍文明》（论文），《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

　　3.《裁繁御简：〈系年〉所见战国史书的编纂》（论文），《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

　　4.《北大藏秦简〈田书〉初识》（论文），《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5.《墓葬情境下铭文所见两周青铜礼器的分类与器用》（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3年第11期。

　　6.《新出文献与先秦“世系”类材料的流传》（论文），《文史哲》2023年第4期。

　　7.《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海昏侯国除诏书〉》（论文），《文物》2021年第12期。

　　8.《由清华简郑国史料重拟两周之际编年》（论文），《学术月刊》2021年第8期。

　　9.《探索未知 揭示本源——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的融合发展》（论文），《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3期。

　　10.《由篇及卷：区位关系、简册形制与出土简帛的史料认知》（论文），《史学月刊》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