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大数据、AI机器人等的不断发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交往方式。随着建基于数字技术之上的社交媒体融合进生活的各个方面，一些国外学者认为，在网络交互空间中形成了一个优于传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数字公共领域，并将此视为实现商谈民主的新场域。为揭示上述观点的局限性，需回到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原初语境，梳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发展脉络，结合数字技术与媒体系统的演进加以分析。

　　前数字时代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在哈贝马斯的语境中，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介于国家政治系统和社会经济结构之间，公众以其中的媒体为中介，围绕共同利益问题进行商谈讨论，形成影响政治决策的公众舆论，从而调节私人领域的利益关系。据此，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核心特征是开放和理性：一方面是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表达诉求的机会；另一方面则要求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就共同利益问题进行沟通并达成共识。在报刊纸媒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存在着引导公众讨论的知识分子和编辑，他们作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把关人”筛选话题，帮助公众理性地表达诉求，形成辅助政治系统决策的公众舆论。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一时期的媒体有效发挥了公布事实、传递意见和支持共识的作用，使“批判的公共性”得以实现。

　　不过，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垄断化和媒体传播权力的集中化，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产生了“再封建化”的趋势，沦为政治操纵的工具。首先，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电台和电视等被商业化和政治化，异化为谋取经济利益或政治资本的“伪公共领域”，不再能够反映公众意见。其次，这导致公众的理性精神被消费欲望所消磨。哈贝马斯感叹道：“公众的批判意识成为再封建化过程的牺牲品。”不仅如此，公众舆论演变成了一种操纵公众心理和意识的手段，这突出体现在资产阶级政党和利益群体利用媒体系统进行政治表演、包装特殊利益，从而获得声望支持与选票。概言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变成了官僚粉饰太平、资本攫取利益的场所。

　　哈贝马斯曾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作为“民主何以可能”的答案。然而，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批判的公共性遭到操纵的公共性的排挤”，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走向了消亡。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数字化

　　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所凭靠的媒体系统发生了数字化，公众的交往和商谈开始转移到社交媒体上。相对于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具有高速传播、灵活便捷、内容多样化和扩展性良好等显著优势，吸引了大批公众参与其中，并在不断更新迭代中将通信、娱乐、金融等功能一体化，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社会交往和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信息传播和交往方式的演变，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部分地转移到互联网空间和社交媒体上，形成了数字公共领域。在一些国外学者看来，公众在数字公共领域中可以直接参与政治讨论、商谈互动和表达意愿，以此为依托有望实现“数字民主”。

　　一方面，较之传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数字公共领域的信息流动和主体交往更为自由。在尼古拉·尼葛洛庞帝看来，数字技术将传播信息的权力分散到公众手中，解构了政治组织对于信息的垄断。在社交媒体上，政治系统无法借助书报检查、广播禁令之类的手段限制公众在数字公共领域中公开事实和扩大舆论影响。公众具有传播和交往的自主权，可以自由地进入网络论坛、虚拟社群中参与讨论和表达观点。此外，公众也能够借助数字设备即时获取资讯、实时更新信息、随时随地反馈意见。在这个意义上，数字公共领域并不像传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那样会受到场所固定和时间滞后的影响。

　　另一方面，在数字设备与互联网广泛普及的背景下，数字公共领域更加开放和平等。这是由于数字技术大幅降低了公众参与政治交往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使公共性的涵盖范围得到扩大，哈贝马斯所推崇的“普遍开放的原则”似乎得到了实现。公众可借助数字设备不受空间地域限制地选择交往对象、自由表达意见，从被动接受观点的听众变为具有主动权的发声者。基于这种表达与传播相对平等的表象，一些国外学者将其视为重建商谈民主的契机。

　　西方数字公共领域

　　难以成为理性空间

　　虽然日益普及的社交媒体和数字设备为更多公众提供了参与公共交往的条件，但这些学者往往忽视了资本主义国家中数字公共领域面临的多重威胁。受资本渗透、政治干扰、虚拟主体、传播机制等因素影响，西方数字公共领域难以成为公众交换理性话语的空间。

　　首先，西方数字公共领域遭到资本觊觎。根据肖莎娜·祖博夫在《监控资本主义时代》中的论述，资本在互联网空间中建立一套基于监控的商业逻辑：通过大数据技术将个人数据商品化，并借助算法精准投放个性化广告、制造“虚假的需求”，使公众变为消费机器。在逐利本性的作用下，资本会不断地入侵数字公共领域，将海量公众信息数据纳入囊中，使其成为资本增殖的免费原料。

　　其次，西方数字公共领域无法避免政治权力的入侵。在Web2.0时代，爱德华·斯诺登就爆出美国国家安全局与大型互联网公司相互勾结，监视公众的聊天记录、语音通话和社交网络数据。“棱镜门”后不久，剑桥分析丑闻也引起轰动：西方政党与数据公司狼狈为奸，利用8700万用户的数据操纵美国总统大选。这正是资本主义国家以数字技术扭曲自由意志、破坏民主的真实案例。

　　再次，广泛存在的AI机器人和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会加速西方数字公共领域中的交往虚拟化。除了Siri等私人生活中的AI助手，社交媒体上的AI机器人还能完成点赞、评论、交互、话题投放等任务，营造舆论氛围，影响公众观点。至于ChatGPT则展现出更为强大的语言沟通功能，不仅可以迅速响应公众的提问和需求，甚至能扮演特定角色、模仿人物的风格生成文案。它们的出现和迭代升级使得交往趋向虚拟化。资本主义国家的互联网企业和政党能够利用数字技术引导舆论话题、传播意识形态和特定价值观，以更为隐秘的方式操纵公众的行为和思想。

　　最后，西方数字公共领域难以形成“批判的公共性”。由于公众获得了自主传播的权力，原有“把关人”地位和筛选作用不再，导致西方数字公共领域充斥着个人化、碎片化、极端化议题和虚假信息，这不利于商谈讨论和达成共识。受大数据算法造成的“过滤气泡”“信息茧房”效应影响，公众的批判意识会因长期接受单向度的信息而遭到解构。从这个角度看，西方数字公共领域中的主体实际上无法达到哈贝马斯所构想的理性交往层次，而是会继续受到“操纵的公共性”的支配。

　　数字技术的发展和社交媒体的普及改变了传播沟通机制，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数字时代发生新一轮转型，催生出所谓“数字公共领域”。然而，由于媒体商业化、自由扭曲化、交往虚拟化和话题碎片化，西方数字公共领域并不能确保商谈民主的实现。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