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汉语学界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译介和研究突飞猛进。然而，汉语学界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经常出现“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史”混用的现象。但若揆诸西方政治思想史发展本身就会发现，单纯将政治哲学等同于政治思想史，容易遗漏其深厚而广博的思想资源。

　　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

　　时代关切

　　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除了学科建设和关键学人的推动，更有两个伴随中国国家发展而愈渐显明的时代关切发挥作用。

　　其一，改革开放数十年，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汉语学人从一味追随西学的迷雾中走出来，意识到没有任何单一文明可以仅凭自身的思想资源和政治设计解决现代社会的发展问题。“现代世界”产自西方却并非独属于西方，深入西方政治思想史脉络，才可能澄清其“古今之争”的发生机理，了解其“何以现代”的深层逻辑。

　　其二，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暗含晚清以来关于“古今之争”的思想关切。近代以来，学习和重审西方进程已经内化为中国的“现代传统”之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时刻，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其世界历史使命及与诸国的关系，需要一种现代世界秩序生成与发展意义上的思想史解释，呈现丰富中华文明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义。

　　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多重进路

　　时代关切彰显了中国的主体性，而研究的具体开展则需要“以西学的归西学”，以更准确地复原、学习和批判。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除了政治哲学，还有政治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哲学和政治地理学等多学科的贡献。不同的进路意味着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形态的思想家各具特色的问题意识。古典政治哲学突出自然与人为的二分，中世纪神学则立足政教二分，现代早期政治哲学关心主权与分权问题，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是市场与政府关系，政治地理学则探讨人与国家在天地之间的空间分配。种种进路合起来正是对国家四要素（人民、土地、主权、政权）的具体展开。

　　政治哲学、神学与政治思想史。古典政治哲学、中世纪神学和现代早期的政治哲学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主要内容，彼此视角相差很大。古典政治哲学更多从统治者视角看问题，认为人在国家中实现善，便主要考虑作为公民生活方式的政体问题，追问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中世纪神学从上帝视角看问题，政教关系自是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史问题。现代早期政治哲学则从人或被统治者的视角看问题，立足“生命、自由与资产”这三大自然权利，国家只是保障人权的机器，主权与分权、正当性与革命等问题自然就凸显出来。

　　但人的重新发现并非一蹴而就，毕竟，思想史的信念真实需要更惊心动魄的过程才能转变为政治史的历史真实。比如，《独立宣言》承继现代早期政治哲人“人人被造而平等”的信条，通过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内战和20世纪中后期的民权运动才真正深入人心，逐步成为社会现实。政治史与思想史的关联和张力可见一斑。在英国光荣革命、北美独立战争与立宪时刻、法国大革命等多个政治史重要节点，都有政治思想发挥作用。思想史与政治史的张力则在于，思想家的主张未必是其所处时代的主流观念，但思想一经提出，便脱离了作者的文本束缚，流溢至社会，一经某些时代或事件的触发，很可能被重新激活，具有规范意义。

　　政治经济学与政治思想史。卡西尔曾指出，17世纪的欧洲箴言是“一个国王，一种法律，一个信仰”，而这种“绝对的统一性原理”在18世纪就失去了支配地位。这一说法不只意味着从被统治者视角审视政治的现代早期政治哲学取代了绝对主义，还揭示了一种文明和商业的社会形态的出现。施特劳斯就注意到，从18世纪开始，史学变成了“文明史”，研究的主题是“文明”或“文化”，而不再是“政治的事行或言辞”。这种文明史的叙事与商业世界的展开紧密相关。

　　政治思想史的论题不只有“力”与“理”，还有“利”。现代早期以来，“人”得以重新发掘，人身、劳动、勤勉、分工成为新的思想关键词，欲望得到彰显。探讨这些问题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构成了政治思想史的重要内容，其在18世纪而仍称之为“古典”，就在于对标现代社会的古典时代。商业的社会必定超越熟人小共同体而指向陌生人社会与世界秩序；熟人小共同体更在意的仁慈原则，逐步让位给陌生人社会更强调的正义原则。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也往往深入道德哲学的思考，市场、作为“守夜人”的政府和公平问题至今仍是政治思想史经久不衰的话题。

　　历史哲学与政治思想史。古典政治经济学注意到市场营造了普遍的陌生人社会，而广泛与陌生人打交道正是现代世界的特征。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哲学都在想象和建构世界秩序，前者以商业为核心内容，后者则有伏尔泰由“风俗”入题、维柯以“新科学”为名，众多思想家都做了精到的努力。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黑格尔，但他笔下作为世界秩序决定性力量的“理性”不过是“上帝”的翻版，仍未走出中世纪神学救赎历史的框架。

　　此外，既然涉及世界历史的写作，中国等非欧洲世界自然不可或缺。但在黑格尔笔下的世界秩序，自东向西的空间转变就是自古至今的时间演绎，也是人类理性从低到高的发展，这一套关于世界秩序的系统论说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论色彩。今天批判西方中心论，若只停留在东方学视角而不能深入其在西方政治思想谱系中的脉络，恐仍是皮相之争。

　　政治地理学与政治思想史。政治地理学与前述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哲学都在处理陌生人问题，亦即现代世界秩序的生成问题。欧洲发现非欧洲的“地理大发现”不只是自然地理视野的开拓，更意味着世界历史的真正开展，并为政治地理学诞生创造了可能。从分配世界格局的教皇子午线，到陆权说、海权说乃至空权说，都是国际政治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伴随世界历史的进程，国际法学说兴起，但国际法最初仅适用于欧洲国家，而认定“非文明”的非欧洲地区只能适用帝国—殖民模式。19世纪中国所遭遇的西方世界，其坚船利炮背后正是文明史观支配的历史哲学、开拓世界市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征服非欧洲世界的政治地理学。今天致力于建设重新理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区域国别学，若不了解这些重要的思想关节而一味与国际接轨，则可能南辕北辙。

　　以文明交流互鉴超越隔阂冲突

　　中国与西方思想遭逢之时，正是面临“保国”“保种”“保教”的民族危亡之际，马克思主义最终为中国的民族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马克思是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重要一环。马克思三大思想资源——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德国古典哲学，已经显明其厚重的古典学素养。

　　今天，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在从事比较政治思想的研究工作，以中西结合破除中西之争。更重要的是，要以马克思的方法深入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源流，揭示经典作家和作品对时代症候的诊断及其开出方剂的优劣，注重在研读过程中与之一起思考，化出活的灵魂与方法，助益于今天的事业。

　　就此而言，“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正是今天深入推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系重庆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