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与右翼是现代政治话语中的方便标签。意大利政治理论家波比奥曾说：唯一准确的左右翼差别，是人们对平等理念的态度——左翼想要保护或促进平等，而右翼只会维持或增加不平等。但这里究竟是“哪些人”“何种类型”的平等？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左右分野实际指涉的意识形态、政治目标、经济政策、社会主张往往大相径庭，脱离了具体语境，难免就会张冠李戴。

　　激进还是保守

　　左翼与右翼的概念，源自法国大革命早期取代旧式“三级会议”的国民议会上安排的座次——反对王权与旧制度、赞成革命、代表市民利益、同情平民的议员居左；拥护王权、反对革命、维护传统社会秩序的议员居右。政治上激进还是保守、提倡进步还是强调秩序，这是左右分野最初的区分标准。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精神传檄四方，激进派即左翼、保守派即右翼很快成为欧陆通例。当然，拿“革命还是反动”标识左右，注定要受到斗争形势影响，阵营划分往往变动不居。比如，从1789—1794年短短五年间，原本同属雅各宾派左翼阵营的斐扬派和吉伦特派，就先后被山岳派斥为反动，划入右翼行列，变成革命的攻击对象。《常识》和《人权论》的作者、法国大革命的热切支持者托马斯·潘恩，也因反对处死路易十六、反对罗伯斯庇尔恐怖专政，一度被投入监狱。

　　由法国大革命时期左翼自身的急剧变化，人们不难体会到，左右分野的背后不只是政见上的党同伐异，其实宣告了启蒙时代古典自由主义模糊共识的瓦解。众所周知，启蒙运动开启的理性精神、灌注的社会进步信念，为法国大革命及此前的美国独立与制宪奠定了思想基础。但在以何种方式改造社会以及良好政制的设计理念方面，英国人与法国人之间，孟德斯鸠、伏尔泰与卢梭等法国思想家相互之间，早就存在深刻分歧。只不过，彼时英国工业革命刚刚起步，欧陆资产阶级远未取得优势地位，在这种大环境下，以法国为代表，19世纪上半叶欧洲各国政治上的左右争议，最直观的表现无非“赞成共和宪政”还是“拥护王朝正统”、用激进革命还是渐进改良推动社会变革罢了。

　　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左翼与右翼被赋予明确的意识形态定位与政治经济内涵，是19世纪下半叶的事情。从波及全欧的1848年革命浪潮开始，工业化、民主化、国际工人运动、民族主义运动四重动力交织，真正塑造了现代西方政治的基本格局。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以及自由主义，成为新的左右分野标准。围绕扩大选举权覆盖人群展开的代议民主制度之争、围绕国家经济社会职能展开的国家干预限度与有效性之争，构成了政治上和经济上左右之争的二维坐标。现代政治光谱由此变得组态丰富，而随着包括妇女选举权在内的普选权在大多数西方国家陆续落实，左右之争越来越侧重于国有经济、福利体制、财政政策等事关国家在经济社会领域介入程度的问题。相较于“激进还是保守”的第一代左右分野标准，围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对关键范畴展开的第二代左右分野标准明显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左右分野具备了相对明确的社会阶级或阶层利益依托。19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欧陆各国工业化进程方兴未艾。工业化与城市化带来了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急剧变革，也加剧了阶级矛盾与贫富分化。在此背景下，倾向于工人阶级与社会中下层的左翼社会主义者，积极推动国际工人运动、妇女解放运动，主张维护劳工权益、增加社会保障、抑制贫富差距。而倾向资产阶级与有产者阶层的右翼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强调维护私有财产权与市场经济，主张自由放任，在本国具有产业优势的前提下，倡导自由贸易。

　　第二，随着普选权逐步落实，代议民主制度历经百年波折，于20世纪上半叶在欧美国家趋向成熟，政治上的左右分野进一步细化。“中左”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与“中右”的自由主义者日渐合流，崇尚议会道路，排斥暴力革命，各自与激进左翼、传统保守派以及极端右翼拉开距离。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和新政自由主义在大西洋两岸的兴起，进一步强化了西方国家中左、中右政治力量在政治经济立场上的趋同。

　　第三，在劳资矛盾这一主轴之外，以追求民族国家独立自主和优势地位为核心关切的民族主义，以反对精英垄断、强调平民利益为核心关切的平民主义（或称民众主义、民粹主义），以维护天主教信仰、寻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外的新道路来调和阶级矛盾为核心关切的基督教民主主义（以及社团主义），从19世纪下半叶起相继在欧美各国出现。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这些形形色色的主义和主张，游移于传统的左右分野之间，很难一概而论。

　　第四，20世纪上半叶先后挑起两次世界大战的都是右翼极端民族主义者。到20世纪中期，欧美国家传统上的左右分野，其实已经让位于以中左、中右为主力的建制派与激进左翼及极端右翼之间的对垒了。

　　左右分野是否失灵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欧美各国迎来了难得的20年经济繁荣时期，社会生活水平提升，福利制度渐趋完善。在美国民权运动高潮过后，后现代色彩日渐浓厚的西方“新左翼”逐渐开始取代老左派。而面对经济滞胀和石油危机的现实挑战，以中左、中右为主力的建制派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20年间逐步采纳了强调自由市场、反对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主张。在冷战最终以戏剧性方式收场后，新自由主义的拥趸主导了经济全球化，在高歌猛进20年的同时也急剧拉大了贫富鸿沟，进而催生出形形色色反建制、反精英、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政治现象。可以说，从20世纪50年代迄今，欧美各国政治力量以20年左右为一个轮回，受国际格局变动与国内矛盾更替的影响，左右分野一方面似乎日渐多元，另一方面又显得隔靴搔痒、不切实际，最终导致了精英与民众日趋疏离、难以凝聚社会共识的“再部落化”倾向。

　　第一，新左翼取代老左派，把现实的政治经济批判，引向空洞的文化反思与后现代争议，事实上用“泛政治化”的方式实现了“去政治化”。战后西方资本主义明显走向“混合经济”形态，加之冷战大环境的限制，使得传统左翼在西方社会的吸引力不断减弱。新左翼的出现既是情势使然，也顺应了后工业社会的价值转向。不过，新左翼越来越变成反映特定社会群体观念、价值观至上的大杂烩，而不是能抓住关键问题、给出解决方案的可靠政治力量。

　　第二，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新右翼，则通过“再市场化”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把英美经济拽出滞胀泥潭的目的，为20世纪90年代起经济全球化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无论是秉持“华盛顿共识”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经济结构改革处方的国际金融机构，还是极力推动贸易自由化的世界贸易组织，都对急剧扩大的社会贫富差距与全球南北差距束手无措。市场经济周期性的景气循环，放松金融监管带来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激化了各国民众与精英阶层的对立情绪，同时也加剧了国家之间的矛盾。

　　第三，21世纪在世界各地不断涌现的民粹主义现象，在左右分野的政治光谱上越来越难以界定了。准确来说，在当下被媒体归为民粹主义的各种现象中，相当一部分只是被精心操弄的选举动员策略。只不过，无论中左还是中右，无论新左翼还是新右翼，似乎都难以克服社会精英的思维定式，既试图操纵民意，又受限于各种“政治正确”的考量，给不出有效的改进方案。

　　总之，作为人们观察现代政治的基本光谱，左右分野历经三代，似乎已经很难帮助人们理解各国政治的新格局与代议民主的新动向了。究其根由，最能对应左右分野的社会与政治发展阶段，恐怕已经悄然过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深刻地改造了世界经济、各国政治与社会关系的基本面貌，也带来了各式各样的新难题。跳出左右分野的思维定式，或许更有助于人们直面各类复杂挑战。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