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顺应潮流、洞悉大势、把握主动，围绕“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原创理念和战略构想。十多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从理念主张发展为科学体系，成为引领时代前进的光辉旗帜。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括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并明确指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系统总结了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取得的历史成就和重要经验，深刻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要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最为鲜明的世界观，并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壮阔实践中充分彰显出其时代价值。

　　把握世界大势的思想武器

　　准确把握世界大势是制定正确战略和政策的前提，人类社会要发展进步首先需要认清并顺应世界大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中国要发展，必须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人类社会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和平赤字不断加深，地区危机动荡不安，全球范围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各种主权争端、资源争夺此起彼伏。发展赤字持续扩大，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粮食、金融、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等多重风险积聚，全球发展失衡加重，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难以弥合，诱发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极端思潮。安全赤字日益凸显，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地缘博弈和阵营对抗有增无减，各种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叠加，冲击全球和地区安全稳定。治理赤字更为严峻，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全球治理体系的效用无法正常发挥，难以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

　　“四大赤字”的存在固然印证了世界之乱，但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就一片灰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宏大的历史视野和辩证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世界，强调认清正确方向和长远趋势的重要性。世界的动荡冲突在增加，但总体和平的局面仍然得以维持；全球增长呈现失速失衡的局面，但共同发展、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各种各样的安全挑战在不断增加，但人类安危与共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全球治理的失灵随处可见，但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共同挑战的决心更加坚定。因此，我们在观察国际形势时需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不能在林林总总的现象和细节中舍本逐末、迷失方向。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指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世界历史曲折前进的大逻辑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命运与共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三个不会改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系统思维和辩证思维，是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观察世界大势的典范。我们只有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才能正确把握世界历史的总体趋势和阶段性特征，更好因势利导、趋利避害。

　　建设美好世界的理想蓝图

　　当今世界各种问题挑战层出不穷，根源在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不公平性和非正义性。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凭借现代化的先发优势强势崛起，并主导建立起世界秩序。这一秩序在打破区域隔阂、促进普遍交往、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严重弊端，阻碍了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冷战结束至今，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内在困境愈发加剧。在政治上，无视联合国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和多边主义理念，根据自身好恶在世界上拉帮结派，着力构建封闭性、排他性的阵营，并胁迫其他国家选边站队，将世界推向分裂对抗的危险边缘。在安全上，坚持零和思维驱动的绝对安全理念，对内不断增加军事开支、推进武器系统更新换代，对外强化军事同盟、加强军事部署并在世界上四处煽风点火、乱中牟利，成为全球动荡不安的重要乱源。在经济上，推动世界经济的武器化，泛化国家安全概念，限制投资、无理断供，大搞“小院高墙”“平行体系”，扰乱业已形成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以转嫁自身内部矛盾、收割掠夺全球财富。在文化上，大肆宣扬“历史终结论”“普世价值论”“文明冲突论”，不顾一切地推广自身的制度模式和价值观念，导致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误解和对立加剧。在环境上，资本逻辑带来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失衡，通过产业转移将西方在高速工业化过程中积累的环境问题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并牢牢把持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权。

　　基于对既有秩序弊端的深刻反思，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政治上，坚持主权平等，尊重各国的领土完整、正当利益以及选择自身发展道路的权利，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反对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反对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安全上，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呼吁摒弃零和博弈、阵营对抗的陈旧观念，强调各国安全利益彼此平等、不可分割，通过协调合作构建兼顾各方关切、均衡有序的安全共同体。经济上，坚持同舟共济，追求合作共赢，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健康增长，确保发展成果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得到更加公正的分配，建设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文化上，主张文明的多元、平等与共生，提出并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呼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环境上，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反对竭泽而渔、透支未来，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了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合作、促发展的时代潮流，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和普遍诉求。

　　实现民族复兴的内在要求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集体梦想，也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作为一个拥有国际视野和人类关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也致力于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回顾党的百余年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始终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出发认识和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既通过开展对外交往为自身发展创造有利国际条件，又通过自身不断奋斗增进国际社会的共同福祉。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指引，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努力提供解决全球问题的公共产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的普遍关切，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属性和世界意义，昭示着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现代化更好造福世界、引领未来的坚定决心。

　　当前，中国进入到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关键阶段，面临着更为艰巨的历史任务和更为复杂的国际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一方面需要将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通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良好外部环境、增进国际认同，消除和减少消极因素对我国发展的负面干扰，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另一方面，中国必须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面旗帜，将党的初心使命与国际社会的普遍诉求结合起来，将自身发展与世界进步结合起来，将理论创新与战略实践结合起来，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成就为世界和平注入稳定性、为全球发展提供新机遇。可以说，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志更加坚定、作用更加凸显。

　　开展对外交往的行动指南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理论也需要由实践检验、靠实践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的鲜明旗帜，引领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阔步向前。面对世界动荡变革的不断加剧，中国坚定站在世界和平一边，坚持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集体安全机制，扎实推进国际裁军和核不扩散进程，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全力斡旋国际和地区争端。积极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保持自身经济稳健增长，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0%；持之以恒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国际社会输出物美价廉的制造业产品，为各国出口提供无比广阔的市场，为跨国企业投资兴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倡导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取得重大成就，推动发展议题重回国际议程核心，不断提升国际发展合作水平。全面推进全球治理进程，推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主要治理机制的改革，完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重要国际合作平台，加强网络、海洋、极地、太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机制建设。凡此种种都展现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风范和国际形象。

　　面向未来，世界变乱交织的特点更为凸显，维护世界和平发展面临更多挑战。中国将继续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线，强化责任担当、深化外交布局，不断开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具体而言，要顺应时代潮流，在事关世界发展和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上认清趋势、坚定立场，推动世界朝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牢牢占据世界道义的制高点。要保持战略自主，把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希望放在自身力量基点之上，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推进为世界各国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全新选择。要展现大国担当，为缓解世界“四大赤字”提供力所能及的国际公共产品，坚持“全球南方”的身份属性和角色定位，团结争取国际社会的最大多数，共同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要坚持敢于斗争，旗帜鲜明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力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共同维护公道正义的国际环境。总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项伟大崇高的事业，也是一条充满荆棘的旅程。中国将保持战略定力和政治耐心，以实际行动和不懈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艘大船驶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理论和实践研究”（23ZDA02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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