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研究源远流长，但就学科建制而言，国际关系又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不过百余年而已。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和发展机遇。然而，国际关系研究面临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一方面，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困顿、国际关系研究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不足。另一方面，学科自身发展受到限制，学科之间竞争凸显。这就更加激励和推动了中国学术界同仁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创新发展和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面临的问题

　　第一，来自国际环境的挑战。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秩序的不确定性显著加大，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突飞猛进，军备控制、气候变化、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日趋严峻，全球治理动力不足，国际机制和规范松动退化。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关系研究的主题、叙事逻辑势必更加复杂多元，甚至难以把握。如何认识时代主题变化，把握大国关系走势，管控技术变革风险，推进全球治理重构，这些问题都有待学术界加强国际关系研究，予以有力回应和解答。

　　第二，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瓶颈。在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理论范式之后，构建国际关系宏观理论的创新陷于沉寂，理论研究逐渐回落中观和微观层面，而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工具和方法不断突破，更凸显了国际关系现实进程与理论思考之间的反差和张力。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起步晚、责任重，而且又有心态急、热切追逐国际形势和政策走向等问题，其结果导致研究过于具体细微，宏大理论缺位，难以准确、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国际关系的历史演进，揭示世界的大势规律。

　　第三，学科间关系的掣肘。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开始面临更加多元丰富的学科间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研究的物质和知识资源或多或少受到挤压。国际关系学术界应该如何看待学科设置的调整变化，处理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间关系，也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的一个问题。

　　当前国际关系研究的机遇

　　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既面临挑战，也面临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第一，来自国际关系的进程和变化。国际关系研究关注战争与和平，重视理论的普遍性。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三大主要范畴包括，如何认识时代主题、如何理解世界秩序、如何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具体而言，平衡安全与发展的联结，稳定大国关系，加强地区合作，重构全球治理的共识，管控智能技术的冲击，化解全球性问题的风险，构成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问题和重大方向。更重要的是，中国视角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并得到国际学界响应。

　　第二，来自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特色。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兴起，凸显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在全球化的大变局时代，全球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知识和思想资源，有赖于中国等广大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实践。其实，新时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和创新已经取得显著进展，在此基础上，我们要继续深入发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文化资源，广泛参与中国对外关系的国际实践，把传统与现代性接续起来，把本土性与全球化连通起来，从自觉到自主，形成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中国学派。

　　第三，来自学科间的融通和整合。国际关系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的跨学科交融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其实，新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恰恰源于区域国别研究的发轫。1964年，根据党中央《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的文件精神，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改设或创设国际政治系，分别侧重亚非研究、苏联东欧研究和欧美研究。今天看来，这标志着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开始，同样也是新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制的开始。可见，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进程本来就密切联系、难以分割。区域国别研究有别于许多其他社会科学的首要特征就在于其国际性，其研究的问题都应具备区域与国际的视野、框架、逻辑。而对国际关系研究来说，区域国别学的建立拓宽了国际关系研究范围和理论方法。

　　国际关系研究创新与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加强和推进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重在创新，贵在创新。

　　第一，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准确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安全与发展成为时代的基调，动荡与变革彰显时势的音色，要回答“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国际关系研究肩负着重大责任和使命。对此，关键是要有历史眼光和战略判断，并且要把全球秩序、大国关系、国际安全、地区合作以及世界现代化进程等作为中长期的重点研究领域和问题。要切实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第二，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和文风。学术贵在求真求实，国际关系研究亦然。秉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关键要处理好两对关系。一是学术与政策的关系。国际关系研究经世致用，必须胸怀家国、观照现实、提供政策建言，但只有立足于把研究的对象和问题搞清楚，才能更好地发挥资政、宣传等作用。二是理论与现实的关系。国际关系研究面对大千世界、致力化繁为简、追求天下大同，这就需要我们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学习和实践中总结经验、提炼真知，把概念、理论和现实有机结合起来。

　　第三，要包容不同理论和方法的探索。学术贵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国际关系研究亦然。当前尽管国际关系宏观理论的探讨相对沉寂，但所谓中层理论乃至微观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仍在不断取得进展，更兼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方法、手段的运用，国际关系研究的视角和路径更加丰富多元、精彩纷呈。因此，我们必须对国际上的理论和方法创新保持敏锐眼光和开放心态，加强国际学术对话和交流，同时更要包容鼓励本土尤其是中青年学人的思想、理论和方法探索。

　　第四，要加强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建设。一是以跨学科的国际研究议程与区域国别学、国家安全学等学科建立联结，实现从学科性研究向问题性研究的转型。二是切实加强高校、学会、智库、媒体、政府和企业等不同机构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团结合作，不断形成共识和合力。三是充分发挥国际关系期刊“学术之公器”的作用。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当前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已经迎来一个新的大学科格局，更面临天时地利人和的历史机遇，只要我们高瞻远瞩、不忘初心、正本清源、去伪存真，一定能够不负时代的使命和责任。

　　（作者系外交学院教授、《外交评论》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