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基本任务。要推动顶层设计从蓝图向现实迈进，关键之一在于基层社会能够有序、有效、持续地参与社会治理。近年来，一些基层组织不断探索，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强大生命力，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范例，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价值。

　　基层社会治理亟待创新

　　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中，社区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是题中之义。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促成广泛的社会参与。长期以来，基层政府虽然能够结合具体的治理情境，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但基层社会治理参与仍然存在形式化、局部化、短期化等特点。

　　首先，传统治理方式下的形式化参与。传统的治理方式使得基层政府习惯于运用行政指令的方式来推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例如，政府为社区设计期限明确、指标清晰的绩效考核，要求社区实现楼栋长、楼道长“全覆盖”，建设一定数目的居民自组织或居民志愿服务组织。上述行政指令能够在形式上推动“纸面上”的居民参与，却无助于增强居民的参与意识、调动参与动机，同时也压制了社区干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形式化的参与不仅无助于实际治理效果，还可能导致真实的居民参与难以实现。

　　其次，能人精英带动下的局部化参与。通过社区中富有资源和信誉的精英带动居民参与治理是基层治理中广泛运用的共识性方法。基层政府或社区干部将社区内部精英纳入居委会、业委会等正式组织，试图通过与精英对话了解社情民意以及通过精英影响力动员社区居民。能人带动可以在短期内提高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却有着代表性不足的痼疾，难以代表不同年龄段、不同收入群体的社区居民表达治理诉求，亦难以带动不同背景的居民群体参与社区治理。

　　最后，经济利益驱动下的短期化参与。有学者认为，有关利益的理性计算是促成集体行动的关键，这为基层政府通过利益吸引居民参与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实践中，基层政府可以划拨专用资金用于向志愿者、楼道长等居民积极分子支付报酬，也可以设计“爱心银行”“时间银行”向参与治理的居民提供实用物品。利益诱导下的居民参与有赖于政府的资源输入，现实中往往围绕“创文”“创卫”等行政事项展开，而当项目结束政府不再拨款，相关参与便随项目一起销声匿迹。因此，利益驱动下的居民参与难以持续，且只能围绕拨款项目展开行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共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引起当地居民共鸣，发挥引领治理理念革新的作用，促成实质性、全面、可持续的社会参与。在实践中，一些基层组织成功地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立社区共识、塑造社区规范、促成集体行动，推动陌生人社会向熟人社会回归，为基层治理“立德铸魂”。

　　第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建构社区共识。文化是一种蕴含着道德准则、价值观念等民众日常生活中普遍操持的规范性认识，是社会成员的共享价值与意义。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基层社会中，不少城乡区域均脱胎于传统社会，具有历史人文积淀。基层治理者可以利用本地居民广泛认同的“孝”“善”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为基层治理建构社区共识奠定认同基础；也可利用差异化的地域性文化，举办具有地方特色的常态化活动吸引本地居民参与，塑造社区居民对社区集体的共同认识。例如，基层治理者可发掘地域文化中的“乡贤”“亲族”理念，组建居民参与的道德议事会、村务议事会、红白理事会，推动居民在治理活动中达成共识。

　　第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形塑社区规范。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提高社区居民的道德水平，塑造良好的居民精神风貌，引导居民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社区可以通过考察个人修养、家庭伦理、公共道德等方面评选居民中的优秀模范，宣传展示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发挥榜样的示范带头作用，在居民中形成向道德模范看齐的社会规范。基层治理者还可以针对具体的社会弊病，选择针对性的传统文化，重构社会规范，实现善治目的。例如，提倡“乐和”文化能够缓和居民矛盾，改变邻里冲突频发的困局，促成以和谐为目的的矛盾调解机制；弘扬“孝养”文化能够限制部分地区存在的不赡养父母的行为，转变孝道式微的状态，形成符合“孝”文化的社区规范。

　　第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促成集体行动。社区文化引领能够改变居民原子化的状态，为社区内部社会网络延展、发育提供场域和契机，并最终推动基层社会整合，促成社区居民就共同关心的公共事务开展集体行动。在实践中，一些基层社区重视社区文化建设，规划建成或改造了一批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营建了以社区文化为主题且符合居民文娱需求的公共空间，推动了居民自组织活动的形成。区域性文化使得基层社会呈现出“千社千貌”的样态，依托特色文化发展而来的文化产业能够促成当地居民的深入联结。居民间甚至能够自发形成一系列专业生产合作社，改变居民间彼此隔绝的状态，促进当地社会的繁荣与和谐。

　　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

　　理论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为基层治理者创新社会治理提供抓手。实践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推社会治理创新，如何从应然迈向实然？成都市西华街道府河社区利用音乐传统文化促成居民参与的典型案例，为探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提供了经验。府河社区通过挖掘当地的音乐传统文化、开展居民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主流价值、增进居民交往，从而有效推动社会网络发展、促成居民参与治理，将原先的陌生人社区转变为熟人社区。基于该案例可以发现，尊重社会自发、引导当地文化、赋能社会网络三个依次开展的环节是推动居民参与、创新社会治理的现实路径。

　　第一，尊重社会自发，实现社会网络充分延伸发展。基层治理者应当重视社区中既有的文化活动，识别社区治理的共识性基础。文化资源是社区资源禀赋的重要组成部分，显著地影响着社区的内部治理。以风俗习惯、生活爱好等多种形式表现的文化认同能够促使居民自发组成从事文娱活动的“自组织”。文娱自组织一经成立便能推动居民自发的自主行动，并形成自组织内部共识和集体诉求。尽管在社会自发中形成的居民组织辐射范围有限，具有“非正式组织”特征，但却为善治营造奠定了社会网络基础。因此，社会治理者应当及时识别社区内部形成的文娱自组织，将文娱自组织视为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共治伙伴，与自组织建立制度化、常态化的沟通渠道，促进这些组织的健康发展。

　　第二，按照社会治理的预期引导当地文化，塑造文化共识。社区治理者应当充分尊重文娱自组织的诉求，在向其提供服务的同时，转变文娱活动的价值取向，实现居民广泛参与的“寓教于乐”。具体而言，在地文化重塑可以通过空间建构和价值建构实现。空间建构指的是，基层治理者为居民开展文娱活动提供文化场所，并通过设计文化场所内部的建筑语言、宣传符号以及服务供给，为文娱自组织建立新的文化共识。内容建构指的是，基层治理者参与到居民自组织的文娱活动、文化产品生产中，有目的地施加影响，使得居民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的内容符合社会治理需要。如此即可将价值观念嵌入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使社区居民能够分享社会治理为其带来的常识与共同记忆，使营造善治氛围成为可能。

　　第三，赋能社会网络，推动社会网络参与社会治理。基层治理者应当消解社区居民彼此隔绝的原子化状态，推动在地文化的不断再生产与社会网络的不断发展，营造居民间和谐互动、良性互助、协同行动的善治局面。通过有意识地培育文娱自组织，社区可以将更多居民纳入文娱自组织中，扩大社会网络的覆盖面。此后，社区可以能动地引导社会网络参与社区服务生产和社会公共事务治理。在社区服务生产中，以文娱自组织为核心的社会网络能够向社区提供包括文化教育、兴趣培养、社会福利与物质补贴在内的公共物品。在社会事务治理方面，围绕文娱活动的社会网络能够发挥促进居民交互、实现社区和谐、管理业主分歧、制造社区同意等作用。当依托文娱活动建立的社会网络将参与社区治理视作活动的核心内容之一时，基层社会治理便能在社区互助、服务供给与社会和谐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作者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