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化和信息化浪潮的涌现,人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数字时代。这个时代不仅给科技、商业等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变革,也对人文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数字时代的到来使得人文学科需要思考如何创新方法论以应对新的情境和问题,同时也需要与其他学科进行更紧密的融合,以拓宽学科边界并丰富研究视角。
人文学科需要方法论的创新
在数字化时代,人文学科需要进行方法论的创新是因为数字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人文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首先是在资源与工具的变革方面,例如,数字时代带来大量数字档案、在线数据库和信息资源,使研究者可以更广泛地获取和利用数据。同时,数字工具和技术的进步为人文学科提供了更强大的分析和可视化工具。如果此时不进行方法论的创新,人文学科可能无法充分利用这些新资源和工具,从而限制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其次是在理论与方法的更新方面,在数字时代背景下,传统研究方法可能无法应对新的问题和情境。例如,在面对海量的数字化文本时,传统的手工分析方法可能效率低下且难以覆盖全局。创新的数字人文方法可以帮助人文学科研究者开发出更适应数字时代的研究方法,如文本分析和网络分析等,以便更好地分析和解读人文现象。最后是在学科融合的需求方面,数字时代的到来加强了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尤其是自2019年为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而全面推进的“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人文学科需要与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等领域进行更广泛的合作,才能应对更复杂的现实问题。创新的方法论可以帮助人文学科在融合中找到共同语言和研究框架,促进跨学科合作和知识交流。以上即是必须进行人文学科方法论创新的原因所在。
那么,该如何对人文学科进行方法论创新呢?以笔者自己过去所从事的思想史、观念史与概念史的数字转向尝试为例,可以归纳出两点方法论的创新思维。
首先,可以本领域中既有的人文理论方法为基础对其进行数字转译。例如,德国概念史学者赖夏特曾提出在考察概念发展时,不能仅考察单一概念,应同时考虑所研究概念的对等概念、对立概念、补充概念的概念网络理论。笔者基于这一理论方法,援引了社会网络分析,将过去由人工来判定的对立、对等、补充概念改由计算模型来加以判定,并且通过可视化的具象展示出赖夏特所谓的概念网络。除此之外,笔者发现除了对立、对等、补充概念外,计算模型还看见了赖夏特无法看见的“互斥概念”,亦即两个概念之间是显著互斥的,一个概念出现,另一个概念必不出现。这些发现凸显出运用数字人文方法对传统人文学科理论方法进行创新研究的贡献,可以扩展过去人文学科方法论所能触及的面相,更为全面观照到思想概念的发展线索。
其次,可以围绕研究问题,集结并重组所有可以回答问题的数字人文方法而达到方法论创新。例如,为了讨论中国传统思想中十分重要的“道”的概念在近代的演变,需要知道“道”是以何种形态再现?有怎样的变化?在变化中与近代社会国家历史产生何种联系?笔者即从这一人文问题出发,以词缀撷取的方法从1亿多字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中撷取了近代对“道”的概念使用量的前三名,依照使用频次分别是人道、公道、天道;而为了了解这三个概念在近代的发展,又结合了CUSUM技术,描绘这三个概念在中国近代转型时代1840—1925年中的历时性使用比例,进一步发现由天道转向公道最后指向人道的历时性发展历程;而为了了解这三个概念彼此之间的联结关系,又结合网络分析技术,以这三个概念为核心,以它们的共现概念为分支点,统合出了一个天道、公道、人道概念的概念网络图。由此发现,从“天道”转向“公道”是和一批概念联系而完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概念为“人心”,而从“公道”转向“人道”则是“正义”概念。通过上述研究,可从巨量的语言证据中揭示“道”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发展与变迁情形。
作为跨学科的数字人文本身的出现就是一种方法论创新的结果,研究者正是因为有回答实际人文问题的需要,才去寻找各种数字方法加以解决,所以说数字人文是一种原生于人文问题的数字人文。经历了十余年的发展,当某些数字人文方法定型后,现在很多投入数字人文研究的青年学子却从数字人文出发去找人文问题,这样就很容易沦为“用方法”而无法“创新方法”。这是令笔者焦虑之处,中国数字人文学的发展不能只是重复运用过去形成的某些方法,必须要再往前推一步。作为新一代数字人文的学生应时刻以创新方法为职志,因为“不创新,不数字人文”。当然,在进行跨学科的方法论创新过程中,仍需不断反思和调整方法论,以逐步提高人文学科研究的质量和深度。通过这些步骤,我们可以推动人文学科的方法论创新,并在数字化时代为人文学科研究开辟新的前沿。
学科融合的挑战与限度
自20世纪初正式提出“跨学科”概念以来,学界即不断去进行各种实践尝试,在这百年之中,可以看见跨学科研究利弊兼具。优点在于可集结不同领域专家的知识技能,共同解决复杂问题,从而获得比单一学科更深刻的洞见和更全面的解决方案。然而,跨学科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的不统一性,可能导致研究的深度和准确性不足。数字人文学作为“跨学科”的表征,同时承载了其利弊。如就过去十年数字人文学的研究成果来说,确实可见诸多学者凭借着数字技术的跨学科合作得以将过去人文学者往往以“千丝万缕”一笔带过的人文问题可视化地表现出来,解决了许多重要的人文问题,取得了比文学、历史、艺术等单一学科更为深刻的研究结果。但其弊端也很明显,如计算机领域不断追求计算结果的精确性,人文领域则寻找一种不以精确为最后标准的人文问题进行数字人文研究。基于笔者长期从事跨学科的数字人文研究经验,想就学科融合的挑战与限度方面谈两点。
其一,跨学科合作与跨学科教育的挑战。学科融合需要不同学科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但由于学科边界和专业术语等因素,跨学科合作存在着沟通障碍和理论冲突的问题。例如,笔者了解到有些学校为了进行跨学科教学训练,为人文大类学生开设各种编程课,但这之中出现一个问题缝隙,亦即教授编程的教师出自计算机专业,而学习的学生是人文大类诸如中文、历史、哲学系的学生,教师与学生双方各自在不同的专业领域中进行教授与学习,最后产生了教师编程代码的所有练习案例都与人文学无关的结果,导致人文大类学生没有被充分地理解和关注,完全不会想之后在本领域的人文学研究过程中使用编程进行研究。这样的情况是目前遇到的一个很严峻的跨领域挑战,需要学校提供更加全面和细致的跨学科合作计划,以及配备专业的跨学科教师团队来协调不同学科之间的协作。此外,还须安排学生参与到不同学科的课程中,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跨学科教学的知识和技能。唯有真正想跨学科,并真正做出跨学科的各项组织制度安排调整,才能真正落实跨学科,而不止于口号。在跨学科合作中,理解和尊重不同学科的知识和观点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学科融合,为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其二,学科融合的限度。学科融合并非一种简单的加法运算,不同学科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和矛盾,需要在融合中寻找平衡点。就以数字人文学来说,并非简单地把计算机、统计学、中文、历史、艺术、哲学等学科加在一起就可以形成一个好的数字人文研究,因为每个学科在本领域中想要回答的最终问题是有所不同的。例如,笔者曾用计算机领域的词向量(Word Vector)方法去计算《新青年》(1—11卷)中,与“美术”概念相近的概念是什么。后来得出的结果是音乐、艺术、文学、戏剧、科学、通俗、哲学、令人、新文学、宗教十个概念,其中相近的概念可以理解,但对于“令人”与“美术”概念为何相近感到好奇,回到《新青年》中去查,却没看出其间有何深刻的相近关系。
在此之后笔者意识到一件事,学科融合必然有限度,因为词向量方法虽能保证训练出来的词向量与相似的词的距离相近,但却有两点无法保证,第一是不能保证每次都是一样的结果,第二是不能保证研究者能回到文本中找到肉眼可见的相近距离。亦即在笔者设定计算“美术”概念词向量相似度的600维的高维向量中,只有极少部分维度可能与人类直观的概念相关,例如性别、情感倾向、语义距离等,但是,绝大多数维度无法直接被人理解,因为它们是通过计算机在训练过程中自动产生的。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人文学研究是否能相信并使用基于一个人文学者不能理解的方法计算出来的结果的问题。当然,假如把词向量方法运用于不以精确性为最终要求的社会实用领域就很合适,如计算社交媒体用户情感单词相似度后输入情感分析模型,帮助自动识别和理解社交媒体上用户的情感倾向、舆论倾向等;或是用以提供更准确的搜索结果或个性化的推荐;乃至于舆情监测和事件检测等。这些面向都能容许误差,也不需要去追问那些“不可知”的相关性维度到底是什么,但人文学研究并非如此,必须要知道其“所以然”。所以,虽然我们拥抱“跨学科”,但也要意识到其“限度”,进而在其间寻找平衡点,以求更好的学科融合。
保持学科间的协作
那么,在跨学科概念下,作为表征之一的数字人文,究竟要如何拿捏数字与人文两大领域学科的关系呢?笔者认为,数字人文学的跨学科框架并非完全消融的形式,而是应该保持学科间的协作与竞争的张力,因为这种张力可以推动学科间的创新和进步,让数字人文学在不同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价值。至于为何不能完全消融学科界限,主要原因在于若是消融学科界线,数字人文学者失去了本学科的涵养,将无法提出适合使用数字人文方法进行研究的重要人文问题,因为没有长期积蕴某学科的专业认识,无法深入问题的核心。
举例来说,很多学生进行数字人文实践时,很喜欢拿《红楼梦》练习,因为文本易于取得。但这些学生往往不是中文系出身的学生,所以他们最多就是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去描绘《红楼梦》中所有人物网络,利用文本探勘方法把《红楼梦》使用的词频撷取出来然后做大概分析,乃至于用文本风格学去检证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是否为同一作者。反观中文系专业学生,基于自身长期浸润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学养,直接以红学中重要的人文问题“钗黛合一”为题,运用各种数字人文方法加以计算与比较小说中关于宝钗和黛玉的用词分布、情感计算等现象,最终参与红学中“钗黛合一”这一重要问题的讨论。
由此可见,数字人文作为跨学科研究仍旧归根于人文,而本领域的积累与存有正是提出好的数字人文问题的首要步骤。然而,数字人文学的发展确实需要跨学科协作,各学科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可以相互补充,共同推动数字人文学发展。在跨学科的数字人文学发展中,我们应该遵循开放、共享、合作的原则,推动数字人文学发展,为人类文明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暨学衡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