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2023年的文学研究，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积极构建中国特色文学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表现出更加鲜明的主体意识、更加宏阔的学术视野和更加开放的思想格局。

　　文化自信引领文学研究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知达到了新高度，表明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步入新的境界。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新时代文艺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为文学研究与学科发展提升了站位，明确了立场，提出了战略路线图。以文化自信为引领，围绕“两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文学研究界从理论、实践以及学科发展诸方面进行了深入阐发。

　　（一）“两个结合”拓展文化根基

　　“两个结合”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它拓展了文化根基，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它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关爱和认为，做好“两个结合”，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就是要求我们密切观察时代、理解时代、引领时代，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赖大仁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华传统文论在理论观念和精神内涵上具有相通之处。泓峻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提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对10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经验总结。江守义提出，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和20世纪20年代后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有诸多契合之处：它们都通往理想，并将文学和现实联系起来，使文学在产生教化功用的同时超越工具论。高建平提出，在美学领域具体实现“第二个结合”，就要将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和方法去挖掘中国传统美学资源，并在现代语境中加以阐释。在如何更好地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董学文认为，马克思对待传统文化有着自己鲜明的立场和独特的方法论，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功能，对传统文化始终采取“批判”和“扬弃”的态度，这是我们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向导和指针。

　　（二）中国式现代化彰显时代主题

　　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路向和途径，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张政文认为，在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强国建设的时代情境中，“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中国化时代化文艺理论建设的三大基本方向，“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则是其内在逻辑规定性。李世涛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关涉古今之变、中外交往，具有传统、世界两个维度。与此相适应，文艺现代性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相似的过程。周志强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命题为当代中国文艺评论的“中国式问题”提供了理论建设的方向和更新批评意识的基础，中国文艺评论需要确立以面向知识大众为核心的有机性话语、注重全面发展的辩证性话语和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性话语。

　　伴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研究者深入思考文学如何表现新的城市和乡村，如何展现新时代城乡书写的时代内涵和艺术特征，从而深入解读中国故事。王尧认为，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紧密相关，将二者置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有助于在乡土中国的现代化叙事框架中，厘清从乡土文学到“新乡土文学”的历史脉络，揭示“新乡土文学”的基本特征、价值判断和审美方式。李震结合社会生产方式变革总结乡村叙事的演变，探究新乡村叙事的叙事支点和美学风格。赵顺宏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史诗性巨变中乡村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风貌。通过对“城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双向互动分析，卢桢认为，进入新时代，城市文学的现代化叙事追求“诗”与“思”的双重深化，立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任务，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为目标，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文化支持。

　　（三）自主知识体系激发学术自觉

　　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需要，是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让中国更好贡献世界的必然要求。曹顺庆认为，我们应重写文明史、重塑文明观，以构建人类文明书写的中国话语。张江提出，建构作为完备学科体系的中国阐释学，中国本土阐释实践与经验是立足点。让阐释学说汉语，就要以汉语的概念、范畴、命题、范式为核心和基础，重新审视有关阐释学的基本概念和命题，发掘潜藏于汉字乃至汉语思维方式背后的阐释学意蕴。傅道彬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表述具有面向现代和基于中国两个理论维度，中国式学术话语的中华文化本位立场、总结与传承性的知识体系、始于“小学”的考证方法和短章札记式的学术表达，是中国式文学批评建构的思想土壤。韩高年提出了新时代古典文学研究新进路：以古典文学经典浸润和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以加强起源研究和早期文学史的重构增强文化自信，以加强古典文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再造文明，以建构古典文学研究的范畴体系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性”，以强化古典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以融合“汉学”疏通文明互鉴的“文学渠道”。

　　罗剑波认为，中国文论不仅具有东方特色，而且具有堪与西方文论媲美的勃勃生命力，而今必须在总结以往建设道路、经验、创新的基础上，实现代表时代高度的现代自主性建构。杨慧林以“对言”和“相关”为例，用中国概念解读“中国化”问题，主张在比较中发掘深层的辩难及其逻辑，以此作为构建中国知识体系的基础性工作。彭锋认为，中国现代美学是在借鉴西方现代美学、继承中国传统美学、面对中国现实审美问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性”“中国性”和“现实性”的结合是其关键。王杰认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地把握住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审美范式的转换，并概括出一种新的中国式审美现代性理论结构与情感结构”，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在世界美学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梁玉水讨论了中国式审美现代性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关系，他认为中国式审美现代性形塑于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之路。宋伟等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品格和现代意蕴，强调在当代视域下重提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的重要意义。

　　文明互鉴拓展理论视野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需要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逻辑路径中展开。以学术研究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以交流互鉴促进学术研究，这是2023年文学研究的重要特点。

　　（一）以比较视野重思中国传统文化资源

　　在中西视野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思想也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有益镜鉴。阎纯德认为，汉学的诞生是中国文化生命力的展示，是人类文化交流的美丽之约。张西平等以中欧早期互动为例，在世界历史发展中揭示中华文明的意义。蒋承勇从跨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提出比较文学可以促进异质文化环境中的文学对话，推动人类总体文学的研究与发展。方维规梳理了lyric的历史演变及观念形态，揭示出汉译中的术语错位造成的认知偏差。

　　陈剑澜对王国维的审美论思想重新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王国维尝试用康德、席勒、叔本华等德国早期审美论哲学来会通中国传统审美经验，同时结合经验论观念以针砭时弊。刘旭光认为，“清乐”是一种非功利性的精神愉悦，是心灵不为物欲所累时的自由情感，它是中国古代对美感或审美愉悦的称谓，也是中国古人审美自觉—自律的标识。文学武认为，尼采、立普斯、莱辛等的美学、文学思想不仅成为朱光潜阐释中国文学的有力工具，也在中西文化互鉴、互释的诗学空间中萌生出巨大活力。赵黎明通过分析朱光潜与海德格尔在声解问题上的不同认识，探究中西吟诵诗学的语文制度差异及对话融合。

　　关键词比较是中西互鉴研究的一种有效切入路径。2023年，《中国文学批评》继续持之以恒地对中西美学和文艺理论中的核心关键词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辨析和比较研究，组织了包括“境”“文”“味”“生”在内的多组关键词中西比较专题，获得了学界良好的反响与呼应。

　　（二）在方法论上促进文学理论的中西汇通

　　曹顺庆提出，我们应当从文明互鉴的意义上推进东方文论的话语研究，还原东方文论的价值，进一步探讨东方文论的范畴与话语，实现东西方文论的对话。金惠敏认为，中国西学具有四大特性：中国性、比较性、世界性、对话性。我们将迎来一个国际学术星丛共同体的新时代。傅修延考察了叙事热兴起的根源，认为叙事学家不能脱离书斋之外生动活泼的大众叙事实践，而要学会透过纷纭复杂的日常话语去把握社会脉动。李清良认为，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中的诠释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学以成人”的活动，并试图在中西阐释学传统的“对话”和“互阐”中，彰显“中国阐释学”的普遍性与“中国性”。

　　（三）持续推进中外文学比较研究

　　纪德君认为，“海丝之路”的文学书写，不仅为“海丝之路”保留了珍贵的文化记忆，对于今天如何更好地传承发展“海丝之路”的文化精神，建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顾明栋提出“镜中灯”这一二元兼容的概念，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展望未来建构全球性美学的可能性。王东风立足于翻译研究，认为如果把原诗的节奏以最合理的方式体现出来，英语格律诗与中国传统诗歌在节奏上有共鸣之处。吴伏生对中英诗歌传统中的诗歌与诗人进行了颇有新意的比较研究。陈戎女认为，重生与互化深刻嵌入古典戏剧在中国的跨文化翻译之中。郜元宝以显克微支的《炭画》为参照，探讨鲁迅如何反省他本人在终极关怀上的矛盾心理。季进等以叙录的方式详细梳理英语世界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传播文献。宋炳辉探讨近代以来的汉语翻译文学实践及翻译作品如何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建构，并为当代文学研究呈现了多学科的意义。

　　基础研究厚植学术根脉

　　基础研究是学术的立足之本，也是创新的思想之源。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学术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提升文化自信、铸就文化辉煌的必由之路。

　　（一）以文化主体性反思文学研究基本问题

　　在文化自觉的大背景下，以文化主体性反思文学研究基本问题是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李春青以中国传统经学为研究对象，以“微言大义”“曲折成义”“依经立义”到“求义理之当”勾勒出经学阐释学从先秦到宋的不断拓展和新变，为中国当代阐释学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孟琢围绕“训诂通义理”这一论题，梳理了我国传统汉学和宋学的相关讨论，分析了训诂学现代转型过程中因语言学化而导致的与传统的断裂，并在这一背景下展示了现代训诂学向阐释学拓展的路径。李建中认为，古典意义上的文论关键词研究，内蕴“经”正文宗、“史”贯文源、“子”拓文渊和“集”汇文澜的兼性智慧，形成经学训诂范式、史学溯源范式、子学博通范式与集部诗性范式。党圣元提出，“编年”体式作为方法，有利于研究者将文献辑录和叙录、理论阐释和辨析、历史场景还原和叙述等数者融会贯通，从而展现传统文学理论批评之“大批评”“大文论”的风貌。张晶提出，中国诗学的通感艺术手法是“气氛之物”的深刻体现，而且是以语言的内在媒介感发挥其作用的。

　　陈众议针对韦勒克等人将文学研究分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做法，提出应辩证地、平衡地守护常数、洞察变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是重构文学原理的基本立足点。周宪提出，文艺批评的知识社会学触及为谁批评的问题，艺术品、艺术家、受众、批评家和艺术市场等五元结构均可以成为批评对象，有必要将文艺批评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发展。王一川试图建构现实主义文艺思潮与古代心性论传统的关联，认为过去十年间，心性论传统与现实主义融合为心性现实主义范式。杨春时认为，文学的结构包括三个层面：深层结构是原型层面、表层结构是现实层面、超验结构是审美层面，分别形成了三种文学形态：通俗文学、严肃文学和纯文学。李永新认为，后文学理论研究应该通过对本体论语言观的考察揭示出文学理论与流动的历史之间存在丰富的可能性，形成与后现代解构策略完全不同的“小理论”分析。

　　（二）经典作品的重新解读

　　经典作品是文学研究走向纵深的重要路径。莫砺锋认为，观念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中最核心的深层结构，它的载体是世代相传的中文典籍，能为我们实现民族复兴提供积极的思想资源。赵敏俐认为，作为早期书写，《禹贡》寄托着中华先民的文化理想，它将地理统一与政治统一、经济统一和文化统一合为一体，建构了一个以“九州”与“五服”相呼应的理想制度模式，为此后数千年王朝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地理基础。张健提出，由于汉代经学家未以赋比兴的观念架构论述《诗》《骚》，因而应将汉人对《诗》《骚》之兴的论述，从赋比兴的观念架构中分离出来重新诠释，并重建从以兴论诗到以赋比兴论诗的观念史。肖鹰认为，庄子美学的基石是其物化哲学，物化哲学归根到底是一种精神自由和生命扩展的由“虚”而“化”的生命理想，长期流行的关于庄子美学的“重神轻形”“以物观物”“技外见道”“虚静之心”诸说实源自于诸多谬误。袁济喜认为，文心说是《文心雕龙》的核心理念，对于《文心雕龙》当代价值的深入开掘与传承而言，文心说的研究是关键。王小盾认为，“惟馨”和“芬芳”是《文心雕龙》嗅觉审美观的两个核心概念，分别代表联系于祭祀制度的、士人文化生活的嗅觉审美传统。尚永亮围绕离别与聚合、酬赠与题壁，认为这些唐人生活和创作中习以为常的事件和行为，集合起来表现得如此频繁、深切、生动，无疑当首推中唐诗人元稹、白居易。姚华认为，苏轼诗歌的“异时文本组”这一现象显示出诗歌写作与诗人个体人生的关联愈加紧密，诗人将自我的过去作为理解、体认当下的“前视域”，将时间维度纳入对眼前事物的观照，使诗歌写作具有保存乃至塑造个体历史的功能。葛永海对《聊斋志异》故事在全国的地理分布状况进行统计分析，勾勒出带有作者地理认知特点的“聊斋小说地图”，由作品地理分布的圈层结构揭示精品率的比重及成因。

　　郜元宝用“古典”“今典”“内典”“外典”来概括鲁迅《野草》中的“潜文本”，在现代文学经典作品与诸多文学源流之间建立联系，展示了现代文学丰富的互文性。辛明应认为，《阿Q正传》的生成过程，隐然呈示出鲁迅与桐城古文家及其流裔争胜的意味，从而实现了“传”的解放，树立了中国现代白话小说史笔叙事与文体革新的典范。季红真研究萧红《马伯乐》中的语言现象，分析其如何折射了现代中国观念史，对萧红研究和中国现代语言研究都构成了启示。杨联芬分析巴金关于家族题材的非虚构写作，讨论其作品之间的互文性，认为巴金和其家庭的关系启发了对新文化和传统之间关系的重思。吴晓东分析汪曾祺小说的现代特征，认为它是一种迥异于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在其中中国式的或者说本土化的“现代主义”显露出诗学意义上的独特性。

　　（三）反思文学史写作

　　王尧认为，文学史写作是“历史化”的一个环节，拓展当代文学史研究边界，需要整合各种史料，并不断调整当代文学史论述框架和内涵。贺桂梅在梳理百年文学史研究三种范式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为解决当前文学史范式危机提供了突破性契机，而构建具有当代性的文学史叙述和文学实践规范，关键在于重新理解人民文艺的总体性视野。周立民以陈思和的文学史写作为例，阐述其中体现的学术的“血肉”感、有生命的文学史、不可剥离的现实关怀、民间姿态和批判性等特征。

　　方法创新开启研究进路

　　方法创新是学术创新的重要路径。从一定意义上讲，有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就有什么样的科学研究。2023年的文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新的风貌。

　　（一）阐释学为文艺理论的创新提供契机

　　阐释学是基础学科中的基础学科，天生就是跨学科的和多学科的。南帆认为，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结构决定了阐释主体的视野边界。因而，文学批评是阐释学的一个特殊分支，新的阐释是以建构和维持意义空间的方式积极加入历史文化。李春青认为，中国的文学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一次从以作者、文本、审美为中心向以接受者、语境、文化为中心的重大转型，在此过程中，本土化了的 “文化诗学”和“文学阐释学”起到了关键作用。孙士聪认为，在坚持本体论与方法论并重的前提下强调方法论优先的当代中国阐释学建构策略，已然确立了中西方当代阐释既相互通约、又各有侧重的阐释学范式。谷鹏飞提出，公共空间作为人类公共活动的结晶，虽具备技术化圈定的物理空间属性，但更为本质地指向社会存在、伦常规范与美学符码等象征空间属性。段吉方认为，公共阐释论提出了以人类普遍共同所有的语言、逻辑、知识等公共精神的积累为来源的阐释观念，为中国当代阐释学的理论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路径和方法论框架。韩振江认为，公共阐释论在哲学上是基于人类个体和社会的存在本体论的空间阐释学转向。傅其林提出，公共阐释论内含人文性与科学性、非理性与理性以及个体性与公共性之间的辩证张力，从而具有合法性、包容性和阐释力，但其中内含的某些裂痕尚需进一步加以弥补。

　　（二）跨界和融汇成为基本趋向

　　陈平原通过对“文献学”“史料学”“物质文化”研究方法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展望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方向。朱文斌提出应重视具体的历史语境，从文学史料本身去重新建构和编纂新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周保欣对现代文学研究总体发展状况进行概述，寻求新的学科生长点，提出“地方性起源”作为未来研究的可期领域。张屏瑾思考现代文学在中国文学、文化、思想的整体图景中的位置，强调对现代文学的研究必须放在关系中进行，探讨了现代文学与现代历史、与当代文学和与现代主义之间的三种关系，从中发现现代文学学科的总体意义和未来生长点。

　　刘耘华针对比较文学“学科方法论根基不稳”的问题，认为处理好学科的本体论与方法论、方法与方法论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就能找到基础牢靠并更加具有说服力的学理依据。杨乃乔从跨国文献学的考据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视域出发，肯定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价值。金雯分析了16—18世纪世界史书写与“比较思维”兴起之间的关系。纪建勋通过回顾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史，认为中国比较文学在初兴期的诗学范式之争影响深远，成为今天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建构的出发点。李庆本认为，跨文化阐释注重内部与外部、审美与文化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中国范式。

　　祝宇红借用文化人类学方法分析曹禺在戏剧创作中对“蛮性的遗留”元素的化用。周新民、李维寒从湘西土家织锦艺术与沈从文创作的联系出发，揭示文学创作中的物质层面。贾立元考察了金庸对于海因莱因太空核威慑主题小说的翻译，认为其中蕴含金庸的政治认识和武侠创作思想，打通中国武侠创作与科幻想象的精神联系。凌建侯肯定了远读理论与常量分析的应用前景，但也提出过度依赖科技理性很可能会使数字人文脱离人文科学的轨道。聂珍钊认为机器翻译在理解源语言和目标语言时，可以通过设置词语以及词语配对选择的伦理参数，使机器翻译中存在的伦理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三）科技革命带动学术研究新面向

　　随着数字技术和网络媒体的发展，当代文艺的生产和传播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文艺理论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元宇宙等各种因素的融合中孕育着新变。王宁提出，数字人文命题的提出绝不只是科学技术加上人文，而是可以同时涵括二者，并达到其自身的超越。刘方喜提出，当今人工智能正引发人类生产工艺方式和生产力的二次革命，打破资本封闭循环而把自由时间解放出来，文艺将获得自由发展。曾军认为，把算法引入文学研究，一方面需要理解算法背后的逻辑，另一方面还要理解文学研究自身不断“数”化的进程。

　　新技术革命要求文艺理论不仅作为既往文艺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承担拓展可能世界的使命。王峰认为，元宇宙与现实生活并非对立关系，凭借对现实生活与技术性元宇宙的双重直观，生活与审美获得重归一体的力量。赵炎秋提出，新物质主义与全新身体动态的耦合，孕育出“复数生命”“跨身体”以及“赛博格”等一系列身体物质性话语概念。杨光提出，反思“遗忘”在数字技术环境与网络文艺活动中的作用，指向对当前数字主体生存价值与意义的人文关切。黎杨全提出，应从文学人类学的视野去理解数字时代的文学，它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现实主义，在神鬼情节与大众欲望背后，折射的是数字化社会的现实。

　　反思与展望

　　“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文学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创新能力，面对时代更替与世界变化，中国的文学研究总是能以其深厚的根基，焕发新的活力。纵观2023年的文学学科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学研究与时代需要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密，文学研究回答时代之问、时代之问深化文学研究的良性互动格局日渐明晰，文学研究的创造性意识、历史性意识、主体性意识不断增强。同时也应该清晰地意识到，当前的文学研究依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原创性理论、标识性概念、引领性命题相对缺乏，低水平重复的现象大量存在；跨学科、跨专业、跨文化研究尚需进一步深化，学术研究的视野和路径亟待新的突破；学术研究在文化传承发展、尤其是社会服务方面的功能有待更充分发挥；等等。

　　今后的文学研究应当扎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扎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放眼世界学术发展新动向新趋势，强化主体性，拥抱多样性，不断突破思想藩篱和路径依赖，守正创新，锻造精品，使文学研究始终能够胸怀“国之大者”，回应时代召唤。

　　（执笔：文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