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不仅在于经济产业的高速增长与提档升级，更在于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的稳定与活力扩张。公共服务的不断提档升级，有利于增强人民对于发展的现实感知和对发展成效的切身体验，突出以人民为中心共享发展成果的现代化追求。

　　从公共服务的本质属性来看，公共服务具有人民属性、公共属性和发展属性。人民属性决定了公共服务以人民为中心，满足居民需求的重要使命。公共性则体现了政府作为民生兜底和社会治理的核心主体，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引导社会与市场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中的重要地位。发展性则体现在公共服务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要求下，不断提升自身的质量和标准，打造专业化、品牌化的服务。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非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化、生活服务多样化的宏观目标，也蕴涵着从相对均等到均衡可及的提级进阶，展示了公共服务的发展属性。这些本质属性决定了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多重内涵。

　　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公共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是在秉承公共服务本质属性的基础上，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路径，有助于促进服务受众全面化、服务主体多元化、服务内容丰富化、服务供需科学化、服务渠道便利化、服务感知清晰化。

　　服务受众全面化要求服务人群广覆盖，既要包括弱势群体的特殊服务，也不能忽视其他群体对服务品质提升的现代化需求。服务主体多样化是在政府兜底保障的基础上，为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提供服务供给的参与空间，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补充的良性互动格局。服务内容丰富化是在保障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的基础上，广泛开展社会组织的志愿服务、市场提供的付费服务等，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服务选择。服务供需科学化要求精细化识别居民需求，并有针对性地为居民精准生产与供给相应公共服务。服务渠道便利化是指居民获得服务的难易程度，通过服务设施的科学选址增强服务可达性，通过数字化技术等增进服务的可及性和可获得性。服务感知清晰化则是以居民体验和感知为基础，共享服务发展成果，提升居民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为了进一步促进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需要进一步增强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彰显我国现代化后发优势。公共服务从“量的积累”到“质的提升”和“度的适配”，既彰显了发展型公共服务的扩张与覆盖，又着重强调了公平导向的均衡与可及方向。推动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还需进一步明确公共服务均衡可及的高质量发展转向，聚焦阻碍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问题，并进行精准化、精细化的路径探析。

　　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

　　理解“均衡性和可及性”需要动态把握公共服务发展的“普惠化”“均等化”到“均衡可及”的变迁脉络。2020 年，我国完成了基本公共服务总体均等化的阶段目标。《“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的发布为理解新时代公共服务的进阶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文件指出，要“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扩大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丰富多层次多样化生活服务供给”。这成为推动公共服务均衡可及发展的重要起点。

　　从“均等化”向“均衡性”的延续意味着新时期公共服务发展将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果的均衡共享。“均等化”对应的是“基本公共服务”，强调从供给侧来缩小地区、城乡、人群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而“均衡性”目标则基于公共服务的多元分类，需要同时兼顾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非基本公共服务的普惠化以及生活服务的多样化等目标，并对公共服务的享用机会平等、供给过程高效、差异化诉求尊重、服务效能结果的提升予以重视。“可及性”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公共服务发展将继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成果的共享。“可及性”作为主客观相结合的测评方式，能够借助技术赋能、数字治理等方式再造优化服务供给流程、充分消除服务供需缝隙、有效衔接服务供需两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优化。新时期公共服务的高质量发展，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提高公共服务均衡化、优质化水平。

　　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当前，我国公共服务发展在空间配置方面仍存在失衡，使得城乡和区域差距不断拉大。财政方面，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权事权不匹配，难以满足民生日益增长的需求和高质量要求。技术方面，公共服务的数字化落地困难，精准化匹配程度不够，且流程繁琐等壁垒依旧存在。实现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还需从均衡可及的角度进一步深入探索“空间科学配置—财政制度激励—数字高效赋能”的优化路径。

　　第一，针对空间配置失衡难题，聚焦空间要素流动的公共服务共享机制、空间资源整合的服务功能复合机制，探索公共服务的空间激活路径。空间作为居民与政府、社会、市场互动的服务场域，为实现公共服务的均衡性配置和可及性公平，需对服务供给的覆盖领域、服务资源配置的空间尺度、服务可及的获得半径等议题加以重视。借助服务共享、功能复合等机制创新，进一步探索突破行政空间限制的空间激活路径，为公共服务均衡可及发展的科学统筹规划奠定宏观格局。

　　第二，针对财政资源低效难题，聚焦财力保障、财力激励机制，探索公共服务的制度保障路径。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向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发展的转变，并不意味着财政投入的简单线性增加或政府某项职能的单一强化，而是在多元供给格局的搭建过程中重新审视财政资源优配、政府职能优化、转移支付的政策设计和配套机制优化等问题。借助财力保障、财力激励等机制创新，推动优化公共服务多元供给的财政制度与权责边界，完善公共服务财政保障体系建设，精准投放和精细管理公共服务供给资金，以及全面构建公共服务财政资金投入的监督与绩效评估机制，继而为公共服务均衡可及发展的资源优化配置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针对供需衔接错位难题，聚焦需求汇集、流程再造机制，探索公共服务的整体智治路径。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手段为公共服务的均衡可及发展提供了强有力工具。平台驱动的数字化优势能够精准实现供需识别与汇集，并通过公共服务供给场景的具体设定，提升差异化服务供给能力，持续推动差异化便民服务和应用场景的有机耦合、精准对接，为人民提供高效便捷享用服务的治理空间。借助需求汇集、流程再造、信息共享、高效供给等机制创新，推动公共服务数字化的整体智治和普惠应用，为提升公共服务均衡可及发展的系统效能提供数字治理工具。

　　公共服务作为社会与居民参与高质量发展共建共治，以及发展成果共富共享的重要途径，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格局中还需得到进一步重视与强化。通过对增进公共服务均衡可及中的问题识别与聚焦，提炼出“空间—财政—数字”的多维视角，有利于对既有研究和实践成果进行整体性联动，统合多维度理论交叉与优势互补，进而增强问题识别与对策分析的匹配程度。以增进公共服务均衡可及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同频共振、互联互促，一定程度上也奠定了未来中国式现代化公共服务发展趋势，有利于真正建设共治共享的发展格局。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山东大学机关事务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