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出土文物对于历史学学术研究往往具有意外的巨大作用。对于古代长城研究而言，更是如此。一件重要文物的发现，甚至可以改写中国长城建筑史。隋代是中国古代长城构建的又一高潮阶段。就官修史籍《隋书》所载隋朝筑长城而言，达到八次之多，包括开皇元年、二年、三年、五年、六年、七年，大业三年、四年。过往，学术界一致认为《隋书》的记载是全面的。但是，延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一块隋代开皇十九年（599）长城工役石刻的意外重见天日，打破了学术界传统的认知。随着这块长城工役石刻的发现，参诸唐代文献的相关记述，人们逐渐拂去岁月的浮尘，揭开了被《隋书》完全漏载的一道隋开皇十九年长城之历史真相。新的古代长城文物的重现，使得隋代长城的空间分布出现新的格局。

　　隋长城工役石刻意外发现

　　隋开皇十九年构筑长城工役石刻的出土实属偶然，因农耕活动被意外发现。2007年春天，山西省岢岚县岚漪镇大庙沟村的一位村民在长城脚下的农田耕作时，意外发现一块刻有文字的石块。该石刻出土于大庙沟村东南0.4千米处，北距灰沟窑村约0.5千米。刻石平面呈不规则的长方体，长约41厘米，宽约25厘米，厚约8厘米。

　　石刻保存相对完好，铭文大多清楚可识。铭文为楷体，少数文字漫漶难辨。行间镌刻竖线，现存6行、34字，约9字灭失。经过笔者辨认，其铭文曰：“开皇十九年七月一日，栾州元氏县王□、黎兴宗领丁卅人筑长城廿步一尺，西至□□东至□□□□□□□□。”第一至第三竖行各有6字，第四竖行有7字，第五至第六竖行各约8字，第七竖行铭文全部漫漶不清，共40余字。

　　依据该石刻文字，可获得四大信息。其一，开皇十九年构筑长城是一次大规模的工程。施工者既有本地的民夫，也有征调自太行山脉东侧的外地民夫。外地施工者包括来自栾州元氏县（今河北元氏）30名民夫在内。元氏县，隋开皇与仁寿年间属栾州（今河北栾城东），唐代属赵州（今河北赵县），延续至今依旧称元氏县。

　　其二，开皇十九年长城是划分工段、按责任区段分别构筑的。栾州元氏县民夫构筑的长城总长二十步一尺，折合今公制约为29.766米。此类30人的小型长城施工队，在隋代开皇十九年的长城工地为数众多。该石刻应是隋长城构筑工地分划施工工段的标志，作为检查各区段工程质量的依据。其数量较多，但迄今仅发现一块。

　　其三，该长城工役石刻的出土地标志着开皇十九年长城的实际区位。据此，隋开皇十九年构筑的长城就分布在该石刻出土地东西一线——今岢岚县岚漪河北侧的山岭上。循此追踪，可探明隋代开皇末期长城的分布格局。

　　其四，该石刻的重见天日，填补了《隋书》完全遗漏开皇十九年长城纪事的空白，重新展现出隋开皇十九年大规模构筑长城的历史真相。此点尤为关键。

　　隋开皇十六年至二十年间（596—600）属于开皇末期。该石刻客观揭示出隋开皇末期构筑一道横贯忻州管域及其以东地带长城的历史真相。这块隋长城工役石刻是极珍贵而稀有的长城文物，可弥补《隋书》完全漏载此工役的缺憾。因此，它具有极高的实物证据价值。

　　隋开皇十九年长城工役石刻对于深化隋代长城的空间配置研究、古长城遗址断代研究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若将出土石刻与古代文献记载、实地踏勘资料相互印证，就可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相关文献的有力佐证

　　关于开皇末期构筑的长城，虽然《隋书》毫无直接记载，但唐代文献《元和郡县图志》和北宋时期修撰的《新唐书》保存着明确记录。过去，由于《隋书》完全漏载，人们对这两部文献记述难以置信。但是，出土于岢岚县大庙沟村的长城工役石刻给学界提供了可靠的物证，实证了这两部文献对隋开皇末期长城的记述是可信的。据记载，隋开皇末期长城的确存在，分布于唐代河东道岚、忻、代、蔚四州之地，以及河北道易、妫、幽三州区域。

　　《元和郡县图志·河东道三·岚州》“合河县”下曰：“隋（朝）长城，起（合河）县北四十里，东经幽州，延袤千余里。开皇十六年，因古蹟修筑。”

　　这段引文显示了四层重要信息。其一，隋长城构建于“开皇十六年”。但是，结合岢岚县大庙沟村长城工役石刻的纪年，《元和郡县图志》的“十六”应为“十九”的笔误。其二，隋开皇十六年长城乃沿用前代长城“古蹟”而建。它沿袭着北魏“畿上塞围”、东魏肆州北山长城、北齐内线长城的部分旧址，再建造新设施而形成隋长城。其三，隋开皇十六年长城的起始地、经行地十分明确。隋开皇末期长城西端“起（合河）县北四十里”，即唐代岚州合河县北四十里处。巧合的是，“起（合河）县北四十里”恰好处在今山西兴县与保德县交界地带，正与岢岚县大庙沟村隋长城工役石刻出土地呈东西相望关系。其经行地是“东经幽州”，即循恒山、太行山经幽州西部与北部区域，再沿着燕山山脉继续向东延伸。在岚州（治今山西岚县北部）与幽州（治今北京市西南隅）间，经由地包括唐代岚州、忻州、代州、蔚州、易州、妫州、幽州，共计七州之地。其四，隋开皇末期长城长度数据明确。所谓“延袤千余里”，即自岚州合河县北部起，抵幽州北境中止，长一千多里。

　　除《元和郡县图志》提供《隋书》完全漏载的长城信息外，《新唐书》也提供了可靠的证据。《新唐书·地理志》“妫州”下载：“妫州妫川郡，上……怀戎，上……东南五十里有居庸塞，东连卢龙、碣石，西属太行（山）、常山，实天下之险。有铁门关。”

　　此段引文对“居庸塞”的叙述具有画龙点睛的关键作用。其意指“居庸塞”长城伸向西南，与“太行、常山”的长城相互衔接，组成一道完整的长城防御体系。显然，幽州西北境的军都关、铁门关等地是隋开皇末期长城经由地之一。所谓“常山”，指今山西境内恒山山脉，恰与今大庙沟村的隋长城石刻、《元和郡县图志》所述区位一致。换言之，这段引文与岢岚县大庙沟村的长城工役石刻、《元和郡县图志》对岚州合河县隋开皇末期长城“东经幽州，延袤千余里”的记述适相吻合，达到相互印证的绝佳效果。此外，“居庸塞”长城也向东与“卢龙、碣石”的长城防线相互联结。

　　隋开皇末期长城走向

　　如前所论，隋开皇末期长城“东经幽州，延袤千余里”。结合岢岚县大庙沟村出土的长城石刻纪事、《元和郡县图志》和《新唐书》的记载综合研判，隋开皇末期长城的空间分布真相遂重见天日，即经由唐代河东道、河北道七州之地。就当代省级政区而言，延亘于今山西、河北、北京三省（市）之地。

　　其一，隋开皇末期长城的河东道段。

　　隋开皇末期长城在河东地域蜿蜒伸展于忻州、代州和蔚州（唐代岚州、忻州、代州和蔚州）等地，循管涔山、恒山和太行山分布。西起今山西兴县西北部黄河东岸，东达今河北涞源县北部。

　　首先，要解决隋开皇末期长城构筑年代问题。在前文中，岢岚县出土的长城工役石刻显示，隋开皇末期长城构建于开皇十九年，《元和郡县图志》则记为开皇十六年。究竟哪个年份正确呢？笔者认为应综合考虑这两个年份。开皇十六年应是“因古蹟修筑”长城策划之年，而开皇十九年是“因古蹟修筑”竣工之年。石刻铭文已表述得十分清楚。据此，隋开皇十九年竣工的长城应称作开皇末期长城。

　　其次，要解决长城的空间分布问题。依据岢岚县出土的长城工役石刻和《元和郡县图志》的相关记载，开皇末期长城的起始地——岚州合河县北40里，即今山西省吕梁市兴县西北隅。唐代合河县城在今兴县蔚汾河入黄河口北侧的碧村，隋代亦然。那么，隋长城起始地就在今碧村北方40唐里。1唐里等于540米，40唐里等于43.2华里。依此量算，隋开皇末期长城起始地当在今兴县瓦塘镇前北会村、后北会村和牛家洼村所在黄河东岸。

　　检阅文献记载可知，所谓“因古蹟”系指北魏、东魏、北齐和北周四朝构筑的长城防御工程。北魏于太平真君七年至九年（446—448）利用管涔山、恒山和太行山地形，构筑“畿上塞围”工程；东魏于武定元年（543）依托恒山与太行山地形，重建“畿上塞围”长城的肆、定、幽、安四州区段；北齐于天保、天统年间则依托恒山、太行山、燕山地势，构筑“重城”等数段长城；北周于大象元年（579）修缮西起雁门、东至碣石的魏齐旧长城。此即隋代以前的长城“古蹟”。隋朝“因古蹟”而构筑长城，可达事半功倍之效果。据《隋书·地理志》载：在雁门县境，“有关官。有长城”。在繁峙县境，“有长城、滹沱水、瓜水、唐山”。在崞县境，“有无京山、崞山。有土城”。在汾源县境，“有长城。有汾阳宫。有关官。有管涔山、天池、汾水”。上述记载虽未表明长城构筑年代，但也未说是故长城，从其所处区位判断，无疑是指隋开皇末期长城。

　　据此，隋开皇末期长城延展于忻州的蔚汾（后名临泉）、汾源（后名静乐），代州的崞、雁门、繁峙，蔚州的灵丘、飞狐等县域。

　　隋开皇末期长城遗址自今兴县瓦塘镇前北会村、后北会村和牛家洼村所在黄河之畔向东延伸，循今兴县与保德县毗邻地带东去。据清代康熙《保德州志》曰：“长城在（保德）州南（境）偏桥村，西抵黄河、南接兴县，（长）八十里。”据实而论，清代“偏桥村”东西走向的古长城遗址正是隋开皇末期长城遗存。它自黄河畔向东穿过今保德县与兴县的边界，历经保德县南部的土崖塔乡驻地、冯家塔村、黑土峁村、偏桥村、尚家塔村等地，再度进入今兴县北部，经过魏家滩镇葛家里村、姚子峁村、武德村等地，穿过今兴县与岢岚县边界，伸入岢岚县岚漪河北侧山地，继续向东历经温泉乡、阳坪乡、岚漪镇、宋家沟乡和王家岔乡北部。在大庙沟村、北道坡村至吕梁山脉荷叶坪等地，皆有隋开皇末期长城遗存。再继续向东，伸过今五寨县南隅的芦芽山，横贯宁武县南部、原平市北部，循恒山山脉经过今代县、繁峙县的北部，伸至大同市灵丘县北部，再继续沿着太行山脉伸至河北省涞源县飞狐口，转向东北方继续向幽州（治今北京市西南隅）地区伸展。

　　其二，隋开皇末期长城的河北道段。

　　在隋开皇与仁寿年间，隋开皇末期长城在河北地域分布在易州、幽州之境。至唐代，在隋开皇末期长城沿线增置妫州，形成易、妫、幽三州。

　　易州区段的隋长城，在易州西部，“有驳牛山、五迴岭”，乃长城经由地。据此，五迴岭（易州西南154唐里）、五迴县故城（易州西70唐里）、石泉故城（易州东北72唐里），皆是隋开皇末期长城经行之地。

　　妫州与幽州毗邻区段的隋长城，史书也记载明确。《新唐书·地理志三》“幽州”条：“幽州范阳郡，大都督府……昌平（县），望。北十五里有军都陉。西北三十五里有纳款关，即居庸故关，亦谓之军都关。”唐代昌平县城“北十五里有军都陉”，即今北京市昌平区军都山关沟。其西北三十五里的军都陉顶端矗立一座纳款关，也称居庸故关、军都关。这正是同书“妫州”所谓“居庸塞”，隋开皇末期长城的重要节点之一。由“居庸塞”向西南与“太行、常山”长城相连，组成完整的长城防御体系，恰与《元和郡县图志》隋开皇十六年长城“东经幽州，延袤千余里”的表述相吻合，达到相互印证的绝佳效果。显然，幽州西北境的军都关、铁门关等皆是隋开皇末期长城的分布地。

　　岢岚县隋长城工役石刻的偶然发现，使《隋书》漏载的一道古长城真相重见天日，再现于世人面前。探明隋开皇末期长城的地理分布，对推进中国古代长城断代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也为深化古代长城历史地理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厘清了隋开皇末期长城与北朝时期北魏、东魏、北齐和北周长城的沿承关系。这是长城学术研究的新进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长城的历史地理学研究”（19ZDA18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