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事，特指古人在朝为官因履职所需而参与的朝廷事务，主要包括元日早朝、常朝、退朝、寓直和宫廷宴饮等。唐人朝事活动的规范性在于严格依照开国之初所确立的礼仪进行。

　　据《旧唐书》卷21载：“神尧受禅，未遑制作，郊庙宴享，悉用隋代旧仪。太宗皇帝践祚之初，悉兴文教，乃诏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等礼官学士，修改旧礼。定著《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五篇，总一百三十八篇，分为一百卷。”此即《贞观礼》。唐玄宗开元时期，增修为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开元礼》。《大唐开元礼》完整保存至今，是我们认识唐代乃至古代朝廷礼仪最全面的文献。此外，据《唐会要》卷76载，德宗时期，还将《开元礼》列入科举名目，“自今已后，其诸色举人中，有能习《开元礼》者，举人同一经例”。

　　可见，唐代礼仪制度不仅十分健全，而且已成为士大夫入仕前后重要的参习课目，融入了士人的生活，从而影响到文人士大夫的诗歌创作。

　　礼制元素与国家符号

　　唐人的朝事诗中，比较全面地记载了唐代早朝的规模和气象。古代社会，“元日早朝”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大朝会，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大”，唐代更是如此。元日是一年之始，元日的大朝会寄托着人们对国运和时代的期待。因此，宏大的场面、繁富的器物等，都代表着国家和时代气象，具有较强烈的符号特征。唐人元日早朝诗的“大”，最明显地体现在喜用“万”“千”“九重”之类的词，通过上下文的组合，生动展现出强盛王朝的气象。唐太宗《正日临朝》：“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旈。”展现了万国来朝的盛大场景。杨师道《奉和正日临朝应诏》：“九重丽天邑，千门临上春。”韦应物《观早朝》：“寒生千门里，日照又阙间。”描绘出长安及大明宫的繁华富丽。如岑参《和中书舍人贾至早朝大明宫》：“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拥千官。”窦向叔《春日早朝应制》：“紫殿俯千官，春松应合观。”展示了千官朝谒的无尽虔诚。唐人的元日早朝及其早朝诗，在一个神圣的时刻表现了一种神圣的朝仪。新年伊始，诗人们借助这种朝仪，通过对君王的朝贺表达对国运和时代的祝福。诗中所出的数字组合，也成了描绘大唐盛世的名句，成了唐王朝兴盛的符号。

　　唐代大明宫位于龙首原上，地势较高，《长安志》卷6云：“北据高原，南望爽垲，每天晴日朗，南望终南山如指掌。”这种地形特征也确立了终南山在唐人早朝诗中的重要地位，有时甚至成为国家符号。杜甫《秋兴八首》云：“蓬莱宫阙对南山”，抒写的就是这种情怀。而他在《春望》中所感叹的“国破山河在”中的“山”，也是指终南山。晚唐唐僖宗时发生过李煴伪朝事件，大臣李拯迫为伪官，但他并不甘心，退朝后写了一首《退朝望终南山》：“紫宸朝罢缀鸳鸾，丹凤楼前驻马看。惟有终南山色在，晴明依旧满长安。”借不变的“终南山色”，表达自己对唐王朝的忠心。

　　职责意识与超脱意念

　　朝事与朝廷政务相关，负有相应的责任，唐人朝事诗大部分是基于自己所任朝官的职责而书写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唐人的朝事诗是其政治情怀的重要书写形式。朝事诗涉及的内容多为朝廷礼制和礼仪，职责书写表现的即为一个朝官在礼制和礼仪规范下的宫廷活动。通过研究唐人的朝事诗，我们看到此中蕴含的两种情绪或理念：其一为守责，其二为超脱。

　　守责型的情绪抒写表现为对礼制礼仪的熟悉和遵守。唐代的元日早朝、至日早朝、常朝、退朝、寓直等，都有着严格的礼仪和制度规定，朝臣依照礼制尽其职责，文人在朝事诗的创作方面，也基本依循礼制规范，表现自己在朝事中的朝臣角色以及完成其角色使命的作为。在这类作品中，作者会对相关朝事要求的时间、地点、程序等进行较详细的记载，对皇帝或者宰相等重要人物特别关注，对早朝、退朝、寓直、宫廷宴饮等朝事场所的景物或器物进行细致描写，也有抒情主人公在这种场所中的精神活动。这一方面，皇甫曾《早朝日寄所知》最有代表性：“长安雪夜见归鸿，紫禁朝天拜舞同。曙色渐分双阙下，漏声遥在百花中。炉烟乍起开仙仗，玉佩才成引上公。共荷发生同雨露，不应黄叶久随风。”在守责型情绪抒写的朝事诗中，诗人的群体特征很明显，要么是同衙，要么是友人，要么是朝廷临时组建的官员群体等。这些群体的唱和现象很普遍，留下的作品也很多。在文人的朝事唱和中，较突出的是三种现象，其一是杜甫、王维、岑参、贾至等人的早朝大明宫唱和现象，这类唱和以作品的经典著名；其二是《景龙文馆记》现象，特征是群体庞大和持续时间长；其三是唐代末期韩偓和吴融的玉堂唱和，表现为乱世文人的生存忧患。

　　超脱型的情绪抒写朝官为朝事期间所产生的淡漠和厌倦情绪，亦可称为非朝事情感。这种情绪不是与守责型情绪完全对立的，而是某个人或在某个人生平的某一阶段产生的，是古人“行藏”矛盾的一种自然表现。超脱情绪生发的原因比较复杂，多集中在自我与现实环境的冲突。这类诗歌在表现手法上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群体性唱和较少，多为诗人自抒胸臆，或与知己交流，如李白《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唐人在抒发朝事中超脱情感时，还往往采用赠内诗的形式，借夫妻间的情感交流替代对朝事的关注，成了古代赠内诗特殊的情感构成部分。在唐人的超脱型情绪抒写中，发生在中晚唐时期的“伴直”现象尤其具有时代特色，这是寓直朝事的副产品，是唐代后期宫禁松弛后产生的一种反常现象，虽然与礼制规范不符，但满足了部分朝官寻求精神安抚或仕途知己的情感需要，是认识唐人朝事心态的重要参照。

　　唐人离京后的朝事追忆

　　离京，这里指去掉朝官身份离开京城。唐代朝官离开长安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对朝事诗创作影响较大的有三类，即调任州官、流贬远荒、王朝灭亡。这三类情形使得离京朝官的身份也十分明确，即外调官、贬臣、遗民。长安情结让不同身份、不同背景的人离开京城后不禁生发追忆情怀，其中，由朝事而引发的情感占有较大比例，而朝事追忆也使得唐人的长安情结具有更强烈的时代色彩。

　　作为一种回忆性文字，朝官离京后朝事追忆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碎片化叙写。在这类作品中，他们不再集中主要篇幅去写朝事，而是以某种片断为媒质唤起当年的朝事经历。在这些诗歌中，最能体现宫阙、最能代表朝事的某些场景和语汇出现的频率极高，如“金门”或“金马门”“金闺籍”“鹓鹭行”“曲江”“香炉”“赐樱”等，这些场景和语汇，虽然不是朝事的全部，但与诗人的生平经历相联系，能自然地勾勒出一幅朝事的画面。如李白《走笔赠独孤驸马》：“是时仆在金门里，待诏公车谒天子。”杜甫《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通籍蟠螭里，差肩列凤舆。”

　　在朝官离京后的朝事回忆中，有一种较普遍的补偿性书写特点，这也与回忆生成的心理机制相一致。补偿性书写不易简单概括，因为各人的经历不一样，需要补偿的情感或价值也有所不同。如沈佺期留恋自己任朝官时的宴饮，远贬南荒之时，作《三日独坐驩州思忆旧游》，追忆“两京节物”，期待还朝之日。杜甫为拾遗时进谏失败而被贬，在流寓蜀楚的岁月里，朝事追忆可补偿其为谏官的遗憾，因此在《秋兴八首》中回忆：“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

　　在唐人的离京朝事追忆中，最具悲剧色彩的应该是唐亡后以韩偓和吴融为代表的一批朝臣。他们在王朝的末年走入仕途，亲眼看到了唐王朝走向灭亡，内心的失望和痛苦多寄托在对旧事的回忆上。他们的那种追忆不同于杜甫在动乱中的忆旧，而是在梦中寻找精神安慰，个别作品的表现手法也不再是碎片化书写。如韩偓的《梦中作》：“紫宸初启列鸳鸾，直向龙墀对揖班。九曜再新环北极，万方依旧祝南山。礼容肃睦缨緌外，和气熏蒸剑履间。扇合却循黄道退，庙堂谈笑百司闲。”用常朝所能涉及的主要礼仪叙述一个完整的早朝，寄托了自己对旧王朝的怀念。

　　综上所述，唐代朝事诗是考察唐代朝廷礼制与诗人人生的切入点。朝事诗中的宫阙，是诗人在朝廷中对礼仪制度的接受和演绎；宫阙中的诗人，也让诗歌投映时代的影子，蕴含人文情怀。同时，唐代朝事诗作为礼制文学的经典，对研究古代礼制文学及诗人的礼仪人生都有着极大启示。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唐人朝事诗歌与唐代政治生态研究”负责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